价格机制如何协调、市场化进程如何协调、产业之间如何协调，这要有一个统筹的、一体化的考虑。只有整个能源价格机制和能源体制协调发展，煤电矛盾才会逐步减少

　　要解决煤电矛盾就应该站在更高的能源大环境的层次上考虑，只有整个能源价格机制和能源体制协调发展，煤电矛盾才会逐步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史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煤电之争与当前出现的能源供求紧张有直接的关系。而造成能源紧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自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8%以上，另外，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引领的高速增长，在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强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能源需求。

　　而前一段时期我国能源建设投资的削减也影响了新增能源供给能力。在“九五”后三年和“十五”前二年全国没有开工的新煤井、新电力项目也曾在“十五”初期被禁止。现有国有煤矿中三分之一矿井存在水平接续问题，五分之一矿区存在矿井接续问题。由于能源项目建设周期长，短则2—3年，长则5—7年，能源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下降，损失了能源供给的储备能力，面对在短期内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能源供需缺口是必然的。

　　居高不下的国际油价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能源出口依赖性增强，不仅抬高了我国国内的油价，而且也刺激了电力和煤炭需求的增长，加剧了我国能源供需的紧张关系。

　　近年来煤炭生产事故频发，造成煤炭供给波动性较大，加之我国交通运输的制约，造成煤炭不能及时输送到发电厂。

　　但是史丹认为，煤电之争的根源在于两种不同的体制，由于两个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不一样，管理机制不一样，价格形成机制也不一样，这就必然会产生煤电矛盾。

　　对于煤电联动会导致电煤价格不断上涨的说法，史丹并不认同。她认为关键还是看市场供求关系。如果像1996、1997年那样出现过剩，煤炭价格就可能下降很快。况且煤电价格联动也不只是只升不降的问题，而是有升有降。

　　对于煤电联动的积极意义，史丹认为煤电矛盾短时间很难从根本上化解。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在新的价格联动政策下，发电企业毕竟得到了一定比例的补偿，特别是对于由于煤炭涨价而出现亏损的发电厂来说是利好消息。但由于这是一种过渡性政策，从长远看就不存在这样的影响了。

　　从理论上看，煤电联动是由国家管制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让步，从政策上看，实际就是解决两产业矛盾的措施。而现在看，由于电价是管制的，一方面发电厂按企业进行利润核算，另一方面国家对电价格进行管制，因此电厂是宁可没有煤也不发电，因为发电就意味着亏损。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要解决煤电矛盾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考虑。史丹认为，能源价格要统筹考虑，能源改革要协调。因为煤电联动反映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价格机制如何协调、市场化进程如何协调、产业之间如何协调上，这就要有一个统筹的、一体化的考虑。只有在整个能源价格机制和能源体制协调发展，煤电矛盾才会逐步减少。

　　一是整个能源价格要统筹考虑，市场化要协调进行。二是煤炭行业要完善市场秩序。重视安全问题、环保投入、技术投入以及资源开采利用等问题。三是电力行业市场机制的建立要加快、内部管理要加强。四是煤电价格机制要协调，而协调的前提是煤炭和电力的市场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