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昂贵的环境为代价的。每生产价值一万美元的商品，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一半落入了中国的版图

　　近年，一场前所未有的“环保风暴”席卷整个中国。它不仅刮停了30个项目，刮亮了公众监督的眼睛，同时也刮醒了轻视环保的企业。

　　目前，表面看来此次风暴已偃旗息鼓，归于平静。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场“环保风暴”给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短时间持续的暴发力，而将成为制度和法制建设的引信，留下的是环保新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开端;它给我们留下的警示是弥足珍贵的，它反映出大量深层次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与反思。

　　体制：欠合理

　　业内人士认为，“‘环保风暴’根本上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煤电油运已经高度紧张不在高耗能行业卡住源头就没有办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环保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003年10月，中国首次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贯彻这一战略，中国针对部分行业发展过热的局面实行了宏观调控。

　　由于2003年的电力紧缺，全国告急，致使市场将资金引入到电力项目上。尤其是去年以来，全国出现煤电油资源全面短缺，大批电力项目仓促上马，不少项目未经环评程序。然而，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建设项目中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以及环境预先评价等法律技术性规定这显然是违法的。那么，各地环保部门按照其监督执法职能，本应将项目的前期管理落到实处，该下马的决不许上马。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地方环保部门管不了，甚至不敢管的无奈，环境保护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处在了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究其原因，一位环保局人士告诉记者，环保官员们要保护环境，地方官员要的往往是GDP增长的数字，而地方环保官员们的“乌纱帽”又是拿在当地“父母官”手里的。在这种情况下，环保官员要“硬起来”，难度可想而知。背后所凸显出来的制度“软肋”不能不发人深省。

　　事实上，环保部门也不是没有“硬”过。比如，以前曾经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淮河污染治理工程，但最终虎头蛇尾。国家环保总局在前头治污，地方政府在背后默许污染。结果，淮河的环境指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长期以来，国家环保总局掣肘于各个部门，执法方式往往局限于批评而已。难免被某些企业看成“橡皮图章”。

　　机制：不健全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些地方为追求所谓政绩，盲目崇拜GDP增长，大上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导致环境不断恶化、资源瓶颈日趋明显。有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不管项目有无污染，只要来投资就批准，甚至地方领导出面干预，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承认，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确实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众所周知，一个十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项目被叫停，即便只有一天都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但若不叫停，任其违法建设下去，从全局长远考虑，其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将是巨大的，并是难量化的。在治理上，很可能会是多少倍于项目的投资。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可能是永久性、毁灭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共管理机制，协调建设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合理有效地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事前的措施，对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及环境保护，将会是多赢的。

　　有人比喻，如果把用行政手段遏制污染排放可以说成是“堵”的话，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污染问题就可以说成“疏”，“疏”的目的不是完全杜绝污染物的排放，而是通过因势利导，将“水”引到“洼地”，也就是减排到成本低的地方排放，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控制污染的成本最小化。

　　如果说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还离不开行政手段的强制执行，那么正待施行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官员问责制度，无疑将是“环保风暴”纵深化的第一道突破口。只有破除了根深蒂固的“首长意志”，纠正长期以来相当部分地方官员奉行的错误政绩观，环保事业才有望获得独立发展空间。

　　环保局副局长曾经表示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一两场所谓的“风暴”，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应立足于建立一整套长效机制。

　　法制：尚疲软

　　环保作为基本公众利益的体现，不应只由行政机关依其国家权力进行维护，虽然这是一个必需的手段和一个必经的阶段。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社会平衡机制是脆弱和危险的，与法制社会的基本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至多只是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初步的法制保障。

　　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就在30个项目尚未全部停工整改，环保总局与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陷入角力的时候，不少人都为环保总局捏了一把汗。

　　尽管在审批大型、特大型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环保总局有权提出对工程建设的修改意见，甚至可以一票否定工程项目的建设，但这些项目之所以能边开工、边“等待”环评审批，是因为投资动辄上亿元，电力建设方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肯定能被批准。像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建设项目前期已经投入近20亿元，最后真能因为环评而被推翻吗?

　　最终结果没能超出此前一些人士的预测。被宣布停建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接受罚单并经整改后已全部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在领取相关批件之后即可恢复施工。由此可见，环评法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还有待考验。

　　此外，环保执法还需走出“两高一低”的困局，即环保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事实。建设配套的治污排污设施，少则投入数十万元，多则需要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而30个违反环评法项目的最高处罚额度不过区区20万元，对于这些巨无霸工程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

　　环保的法制化正是中国向法制社会转型的内在诉求，在立法层面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完善环保听证和环保诉讼体系不可避免。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环保责任的内化，并实质上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制度约束。在社会分化愈来愈严重的现实条件下，只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有效的表达，才能保障社会法制化的基本方向不偏离法制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才是真正的法制化。

　　大企业应带头守法才能使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不成为“橡皮图章”;严格的执法，层层把关，将有效地防止漏网小鱼。社会公众的监督、舆论也将影响企业的声誉。由此，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也必须考虑环境的问题。

　　能源：警钟鸣

　　最新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探明的可利用的煤炭总量接近1900亿吨，而石油只有33亿吨，天然气43亿立方米。

　　煤多、油少、气短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传递到电力层面时就形成了煤电的“一股独大”，而“电荒”又在客观上为倾斜的电力结构推波助澜。一方面，饥渴的电力市场引来各投资方迫不及待地上马“短平快”的煤电项目，以期尽快拿到回报;另一方面，廉价的煤炭将为电力投资者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精明的投资者不可能算不好这道小学算术题。有人担心，如果没有政策上的调控，煤电项目仍将继续居高不下，我国的电力结构将进一步恶化。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认为，目前，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高达70%的比例说明，我们的能源结构不是优化的。对于煤炭我们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且不是越多越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的生产能力不是一个可任意增长的数量，当煤炭年产量达到20亿吨的时候，就是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一界限，煤炭的开采难度就加大，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增长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失衡的能源消费结构已使电力行业初尝苦果。由于煤炭的紧缺和运输的掣肘，很多机组不得不停机待煤，企业生产经营如履薄冰。实际上，近两年来煤电之间的价格“口水战”，明面上是两个行业在追本逐利，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在为市场而战。也就是说，能源需求端已经发力，我国的能源能否可持续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已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能源多元化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

　　据了解，200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达到1.2亿吨。能源专家认为，考虑到国家能源安全问题，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决不能单纯地依靠进口石油，解决中国能源结构问题必须实行能源多元化。

　　而电力作为中国能源发展的中心，理应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大显手身，但受成本、技术、上网电价等因素的制约，电力结构多元化依然是一步一徘徊。新能源在全国装机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专家建言，如果我们再不加快开发新能源，那么，在核心技术上将进一步受制于人，利用效果将大打折扣。

　　2004年岁末，中电投集团公司终于如愿拿到了中国第三核电建设的“许可证”，从而杀入核电领域。分析人士认为，受到煤炭、环保各方的压力，集团公司疲于应付，难以喘息，不得不另辟蹊径，走一步核电活棋，虽然这只是发电企业的自发行动，但在客观上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能源结构。据测算，如果中国的能源结构中核电的比例达到20%—30%，那么，一年将能节约几亿吨煤。

　　有关研究机构预测，核电、水电、风电以及太阳能等多种发电方式在未来十多年内将占据中国能源发展的中心位置。随着《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配套法规也将很快面世，一些政策上的“关卡”将被一一拆除。这对电力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利好的消息，抢占先机，已经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