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是“新59岁现象”的最大特征。经过10多年的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真正触及企业制度问题，人们对改制——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及改制的环境、气候、政策等条件已逐渐成熟，而一些为企业奋斗多年甚至奉献终生的国企老总们却又临近退休，这个情形有点像一位站在已驶入终点列车上的人，急于跳上另一列刚刚启动的列车。

　　一位已经完成改制的原国有企业老总这样解释“新59岁现象”：改制前，企业经营者的任免完全由上级决定，其任免规则基本上等同于国家公务员，不管你能力有多强、精力有多旺盛，只要到点，必须退休。而改制后，哪怕改成混合所有制，只要不是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的任免就由出资人决定，董事会说了算，而且任免规则是市场化的，只要经营者有能力、有精力，就不会受60岁退休的规定所限制。

　　一些睿智的59岁左右的国企老总在推动改制时，不选择“一口吃成胖子”的办法，而是会选择一条易于操作的现实之路，如保留一部分国有股(一般情况下不能控股，否则改制意义不大)，吸引一部分外来投资者(多数会选择与自己业务不相干的私营企业业主，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外部人不会争夺企业控制权)，融进一部分职工股。只有当他们具有足够的能力左右局势时，他们才会坚定地选择MBO或ESOP。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内完成改制。

　　由此看来，仅几年的功夫，经营者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59岁现象”刚浮出水面时，经济学家周其仁的“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这句话广为流传，人们试图用这句话来解扣，认为造成“59岁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企老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于是，年薪制、期权、期股等办法相继出台，就连国资委也概莫能外，从今年起对中央企业老总实行了年薪制。“新59岁现象”的出现证明，“钱”和“岗”不是一回事，靠激励和约束不能全部解除国企老总的心病。

　　“新59岁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即便经营者出于一己私利，但其结果毕竟推动了改制这件既敏感又艰难的事情。改制后，出资人到位，企业必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治理结构，企业经营者选择、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都将由治理结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这样中国的国企才能真正脱胎为规范的、市场化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