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让我成为一个执著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但在环保问题上，我不愿意成为预言者，因为问题太严重。

　　潘岳说，我们在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经济形势一日一变，社会形态一年一变，环境生态十年一变，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潘岳认为，就能源而言，目前我们仍然是以煤为主要能源。据世界银行统计，如果继续毫无节制地发展火电，2020年因为燃煤污染所导致的疾病我们将损失GDP的13%。所以中国能源出路只有两个，一个是新能源，另一个就是循环经济。现在新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费的22%，可是，中国的能源消费中新能源仅占3%。如果发达国家提前完成了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的话，我们多年来以极高环境成本取得的经济成就可能就变成了笑话。所以，我们要少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工程，少投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要积攒下办大事的钱办好开发新能源、发展循环经济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即使发展中国家一时依靠了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使GDP大幅增长，但是很快就会因为环境和能源的无法承受而失去发展后劲，同时受到发达国家各种各级规则的打压。

　　潘岳说，毫无疑问，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而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是扼杀生命的工业污染、化学污染。在20世纪初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工业化的希望，同样在21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也看不到绿色中国的希望。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我们建设工业中国的能力了，可是把灰色的中国变回成绿色的中国，的确任重道远。如果不是绿色的中国，中国就是一家大工厂，不可能是一个发达国家。

　　事实上，建设绿色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缺少信心，也不在于缺少知识，更不在于缺少共识，最关键的问题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双重目标导致的，即工业发展的利益和绿色中国的利益。为什么治淮河10年投入数百亿元却落了个更脏更臭的淮河，为什么庐山自然保护区有人大肆兴建别墅，为什么在封山育林的情况下，水土更加流失，为什么环境保护管不住工业的排污?利益就是利益。

　　潘岳分析提出，表面上看，破坏环境的似乎都是具体的企业、公司以及一心想致富的乡下人和城里人，问题在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机构和个人不守法?第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执法不严、惩罚不够。换句话说，个人守法是因为别人都守法，或者是别人违法都受严厉惩罚。所以，政府执法不严、惩罚不重是人民违法的第一个原因。很多人不守法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执法执政。如果政府自己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怎么会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呢?例如，在政府自己规定的自然保护区里，如果公务员们可以在里面盖私家别墅，我为什么不能砍树盖房?所以，工业化发展制造业，能够给人们带来立即的财富。可是，把绿色中国变成灰色中国的责任不在人民大众，而在各级政府。如果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去做，人民就会尊重政府，政府说话就管用，环境就会被保护起来。

　　潘岳承认，同环境治理工作相比，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显然更大，而且很多领导干部深信，经济增长能够自动保障政治安定。潘岳指出，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经济发展越快，一旦改革跟不上步伐，政治就容易陷入危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中潜伏的不稳定因素更会爆发出来。民主、法制体系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不同的民众团体将无法继续平衡自己的利益分配，社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潘岳看来，中国经济虽然正在蓬勃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解决环境、原材料危机的经济实力。因为同发达国家8000至1万美元的人均国民产值相比，中国国民对抗危机的能力实在是微不足道。

　　潘岳强调，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实行官员环保考核，才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挥棒”。潘岳感言，“政绩”最为各级官员所看中，也是升迁最为重要的资本。而科学全面的官员考核指标，可以引导政府管理者尊重自然规律，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