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迈克·波特与杰克·韦尔奇的到来，将最终宣布在中国持续了5年的管理学热潮在达到巅峰之后开始衰退。历史总是充满相似之处。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现状备感迷惘之时，他们总是试图依赖一个外来的智者。在某种程度上，那位哈佛商学院的首席教授与这位美国过去20年最伟大的首席执行官，正像80年前的杜威、泰戈尔、罗素在中国遭遇的翻版，他们被主人热情地邀请为眼前的困惑指点迷津，尽管他们对于这片土地一无所知。你当然可以说过去的那个年代更为伟大一些，即使80年后，这些来客的智力遗产仍影响着世界，而坐陪那些哲学家与诗人的是鲁迅与周作人，充当翻译的则是胡适与徐志摩。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仍不清楚，创造了竞争力理论的波特与再造了通用电气的韦尔奇是否能让20年后的人们仍记住他们。

　　在过去的5年中，管理学成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学科。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迈克·波特，在中国社会赢得了摇滚明星一样的声誉，他们的著作在街头的报摊与学术性书店内都随处可见。美国的商业书籍出版业是在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的带动下繁荣的，而形形色色的大师们(他们大多数都拥有名校商学院教授的头衔)则造就了中国商业书籍的繁荣。

　　“核心竞争力”、“知识社会”、“价值链”、“组织再造”这样的名词不仅挂在那些新兴的商业阶层口中，而且同样也为各行业的精英人士所熟悉。在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培训机构中央党校的书店里，仅挨着马列主义名著的是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要将6600万成员的党组织发展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正如50年前在美国备受冷落的爱德华·戴明在日本找到归宿一样，那些在“9·11”与安然事件引发的商业危机中束手无策、并与明星CEO一样大幅缩水的管理大师们(其中有些是更早过气的)，在中国寻找到荣誉与尊敬。

　　三个主要原因造就了眼前的现象。首先，时代的风尚已经转变。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哲学家、小说家与诗人站在舞台中央，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工人老大哥或是60年代的解放军一样。而90年代则是商人的时代，社会的能量被转移到制造财富的领域。于是德鲁克、彼得·圣吉们取代了萨特与尼采，他们要肩负起给新崛起的商业社会赋予意义的责任。

　　其次，对管理大师缺乏鉴别力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商业阶层对商业的技能饥渴与巨大的焦虑感。当他们发现国际潮流越来越不可阻挡，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他们自身又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时，他们本能地借助一些显而易见的符号，就像中国企业家如此热衷于为最新的管理书籍作序。

　　这种焦虑感很快传染给整个社会。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价值观的混乱。一个旧传统已经日渐死亡，那些陈旧的知识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与国际化的社会，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于是，管理学知识与互联网技术成为人们理解中的新社会代表的意识形态。

　　但在这些表面的变化之下，一些根本的特质仍未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又阅读《河殇》，我们相信文化决定一切，蓝色文明代表未来，90年代我们又阅读《连线》杂志与《管理学大全》，相信技术与管理能够决定一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将这种思维方式推回100年前，那时候，我们相信革命能够解决一切，接下来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最为极端的一种变成了“曲线救国”。各种决定论造就了思维的单一化，使整个社会心理趋向于盲从。

　　“它有点像中世纪时的医学，人们常常需要借助放血来治疗疾病。”这是过去一年中我看到的管理学最精辟的评论，它来自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学家约翰·凯，他也是牛津大学的萨义德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然，那是个令人沮丧的经历，在拥有8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管理学像是一个粗俗的暴发户与闯入者但它拥有一座全玻璃的现代大楼，却从未赢得他人的尊敬。

　　约翰·凯式的嘲讽精神，对于清除我们目前流行的“管理学大师”迷信具有相当的帮助。从长远来看，我们仍不知管理学是否有潜质演变成一门像化学、物理学乃至经济学那样的相对严谨的学科。或者说，它真的就如德鲁克所说，是一门人文学科，与文学和艺术更接近。中国式管理大师正在出场，他们用西方同行们同样的包装方式来包装自己幼稚的思想，要知道简单、粗暴的自信永远是管理学最易犯的错误。就我个人而言，管理学更像是一门道德哲学，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怎样是好的管理，你要更有远见、要有勇气、要对他人友善、要有合作精神……但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很少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管理学中一场与人性弱点的战斗正在进行中。而我从不相信，一本什么指南就能帮助人去除这些弱点。我们期待，伴随着波特与韦尔奇这两位在理论界与商业界最顶尖人物的离去，我们浅薄的管理学热情开始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