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的竞争成为当今最重要的战略性竞争。人才成为决定一个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公司吸引、发展、留住人才的能力是将来在竞争中取胜的最重要的砝码。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必然转变,全球人才大战风烟四起。有形资产(如机器、工厂和资本)与无形资产(如网络、品牌、知识资本和人才)相比,其重要性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整个20世纪,产业与企业对人才的依赖有了巨大的增长。在1900年,只有17%的工业需要知识工人,现在则超过了60%。更多的知识工人意味着优秀人才更加重要,因为最有才能的知识工人所创造的不同价值是巨大的。
像在英国、欧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资助的信息技术创新所证明的那样,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交融。“创意”就成为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形容国民经济中从事于利用人们的“智力资本”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的部分。它也被用来区分传统的受赞助的艺术部门和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而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创意产业在整体上与当代信息网络技术部门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在内容方面对文化蕴含和艺术的创造、理解有着很高的要求。研究表明,从事于诸如广告、建筑、交互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电影等创意产业工作的人们,至少受过三级教育。因而,智力资本、创新能力和新的信息技术之间已经建立起全面的联系。
新的人才大战带来了新的变化
首先,权力已经从公司转移到个人。其次,优秀的人才管理已经成为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当代人才大战调查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在人才管理索引中分数排在前面的公司,股东收益平均比其同行高22%。分数居末的公司的股东收益则不比同行高。 当然,许多人才管理之外的因素也制约了股东收益,但这些数据却为更好的公司管理、会产生更好的公司业绩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明。
创意产业是建立在教育的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创意产业的发展依托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国民创造力的激励发扬。1998年英国国会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想象力孕育着发明、经济效益、科学发现、科技改良、优越的管理、就业机会、社群与更安稳的社会。想象力主要源于文学熏陶。文艺可以使数学、科学与技术更加多彩,而不会取代它。整个社会的兴旺繁荣也因此应运而生。”创造性的教育与开发是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厚基础。
过去,我们一般总是从行业和部门来划分社会经济的各个产业门类,现在,当创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创意人才和人力资本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文化经济学家理查·弗罗里达在其《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便从职业的分类而不是从部门和行业的分类来分析和定位创意产业。他认为人们不能把创意简单视为一个部门或行业的分类,创意在当代经济中的异军突起表明了一个职业阶层的崛起。弗罗里达认为,在美国,社会分化成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包括一个“超级创意核心”,这个核心由来自“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他们的工作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或新的创造性内容”。除了这个核心,创意阶层还包括“更广泛的群体,即在商业和金融、法律、保健以及相关领域的创造性专业人才。这些人从事复杂问题的解决,而这包括许多独立的判断,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技能资本”。
创意人才遍布于许多部门或行业
弗罗里达认为创意阶层现在经济中呈上升趋势。美国工业阶层的人数从1960年到2000年下降了15%。到上世纪末,非制造业在所有职业中所占比重增长至约80%。弗罗里达从这些非制造业中挑选出最好的部分,将之合并成创意阶层。即使将超级创造性核心和创造性专门人才去除,剩下的服务阶层仍是最大的职业团体,占整个劳动力的约45%。创意阶层约占30%。约12%的劳动者属于“超级创造性核心”。
在美国,人们被告知漂泊性的工作(软件设计师和阁楼艺术家)占据了劳力总数的12%,而在一个世纪前只有5%。在英国,文化方面的专家认为“创意产业在英国价值1125亿英镑”。1994年61个申请读大学的人中有一个寻求艺术家或者设计师的职业,5年后,这个比例已经是119。这些数据让政策制订者们把目光从那些经济学家愉快的称之为“从事单调工作的人”转向“艺术的工作者”,假定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单调工作追求的是他们的收入最大化,而艺术化的工作追求他们的创造力最大化。在经济混合型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力被过分追捧为经济发展的路径。对人们技能的管理意味着将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雇佣劳动置换为创造性部门的雇佣劳动。创造力也被看成是解决由于反工业化所造成的动乱的政策性的答案。
创意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背景
创意团队、创意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一种适合其成长的语境和氛围,需要一种环境和组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创造性都需要背景,但不可否认,某些背景下,创造性可以得到发展。原因在于两者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创造性是一种过程(包括行动、知识、网络、技术)在于创意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弗罗里达在书中用相当篇幅论证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以及它在不同境况下的重要性。这种精神气质影响了创意阶层在工作时做的选择,影响到他们更喜欢哪种工作,乐于购买哪类物品,怎样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分开,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选择在哪里居住。因为创造性阶层的精神气质应用于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偏爱能提供多种方式使之有活力的城市。那些“在技术、才能和宽容”的程度上排在前列的城市会吸引大批创意阶层的成员,形成自我促进的良性循环。反过来,“创意阶层”也培植了艺术、音乐、夜生活、创建了新的名胜,比如纽约的“硅港”,伦敦的切尔西,那里的房屋租金自1996年始增长了262%。美国国家管理者协会声称“创新产业,非营利机构和独立艺术家都是一个成功的地区居住环境的不可缺少部分”。
创意阶层、创意团队的崛起,也给新的创意产业与创意人才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约翰·克莱德勒曾主持了一项《创意团体指标》研究,这是一项主要针对硅谷文化创新的研究。这一研究坚持西方实证研究的路数,为创意这一很难进行量化研究的特殊产业制定一套可监测、可统计、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这是创意产业和创意人才管理走向科学化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机制和运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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