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以下简称“惠民医疗行动”)推行几个月来，虽然遭遇了一些风雨，但仍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在赞誉之声中不乏质疑、观望与猜测，同样也有一些人把这个民间版医改方案同企业作秀、炒作等联系起来。

　　但如果详细考察这个行动的缘起、特点、运行机制及实际效果，这个行动是具有首创价值的，也为制度创新和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

　　企业家社会责任催生“民间版”医改

　　记者在采访“惠民医疗行动”发起人刘群，问及长龙实业集团为什么要推行“惠民医疗行动”时，刘群是这样回答的：

　　这得先从两个故事说起。2009年的一天，我去丰都出差，在丰都县人民医院门口看到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在伤心的大哭，原来是小孩发烧没钱治。我马上掏出了身上仅有的600元钱，并把这位大姐带到医院去为她签了单，并告诉医院：“治疗费算到我的头上，我来负责，但一定要把小孩治好。”

　　2013年的一天，同样是在丰都，丰都县人民医院院长告诉我一件事：两个农民抬了一头猪在街口卖，卖了600多元，卖了之后去看病，一次就花掉了1000多元，钱还不够。后来在院长的干预之下，药费只花了100多元。

　　正是耳闻目睹这两件事，让他感觉心里很沉重，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从农村的现状到农民卖猪治病等一系列的农民问题、医疗问题让他深思。

　　他说：“我发誓：一定要帮助他们，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他们。我深感自己力量太弱小、太单薄、太无济于事，于是开始研究医疗问题：为什么国家经过了19次的药品降价，药费仍然这么贵?为什么不断的招投标、挂网竞价之后，医疗费用又新一轮的高涨?我不断的研究、思考……”

　　最后，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医疗服务行为走入了畸形市场化，这不是仅靠降低药价就能解决的，药价降得越多，医疗机构使用的高价药也越多。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和不当方式，廉价药退出了医疗服务市场而高价药被广泛使用，使得医疗机构竞争性临床促销愈演愈烈，从而推高了医疗费用。

　　于是，他首次提出药价、药费、医疗费的概念，并指出药价、药费、医疗费不是一回事，从而扭转人们的思想误区。

　　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思考，并结合他自己的实践，于今年3月1日推出了“惠民医疗行动”，提出了“工、商、医、民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改革思想。

　　通过梳理发起人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催生了这个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民间版”医改。

　　医改和“民间版”医改的本质区别

　　专家研究认为，“惠民医疗行动”不能等同于医改，也不能代替医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属于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责任，通过医疗改革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这不仅是政府的职责，而且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实施。

　　有专家指出，长龙集团及其加入“惠民联盟”的其他企业，只要能够坚持“惠民”的原则，坚持将企业赚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惠及部分患者群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由一个或一些企业来承担“惠民中国”，这既做不到同时也不是企业的责任。因此，长龙集团应该去掉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色彩，而将“惠民医疗行动”定位于促进医改、补充医保之不足的作用上，这也将有利于“惠民医疗行动”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惠民医疗行动”或多或少地带有公共产品色彩，同政府主导下的医改存在着重叠现象。难免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产生抵牾。

　　“惠民医疗行动”追求多赢，得到社会广泛支持

　　医疗改革涉及国计民生，是一个需要政府部门出面解决的重大问题。长龙集团如果只讲付出不讲收益，专家分析“惠民医疗行动”模式，认定其本意确实是追求多方共赢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也是一个企业的理性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像“惠民医疗行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行动，一个企业如果只是付出而不讲收益，好事也是不可能长期做下去的。同样，如果一个企业打着“惠民”旗号只谋私利而损害他人，这一行动也是开展不下去的。所以，共赢是“惠民医疗行动”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它的运行特征也体现了这一基本要求。

　　“惠民医疗行动”是一个由药企、药商、医院、会员四方组成的生态利益链。在这一利益链系统中，居于顶端的是药企，会员居于链条的终端，中间依次是药商、医院，长龙集团就是将各个环节串联起来的价值链组织者。

　　惠民模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始终把给予会员较为廉价的医疗服务作为惠民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是惠民模式最与众不同之处，也是这一模式最大的亮点和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充分体现其创造性和独特性。

　　“惠民医疗行动”非炒作、作秀

　　“惠民医疗行动”推行以来，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些知名媒体都作了相关的报道，一时间，发起人刘群也成了知名人物。在媒体高度发达时代，企业炒作行为屡见不鲜。但问题是，“惠民医疗行动”确实踏踏实实地解决了加盟百姓、医院和企业的一些实际问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同只关注眼球效应的炒作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惠民医疗行动”中的“现金直补”，是吸引患者参与的一大特色，也是得到会员患者普遍赞扬的一个眼见为实的惠民措施。在原来药品质量和零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对药费进行现金直接补贴是降低药费最为直观的做法，直补了多少，药费就降低了多少，会员患者与非会员患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兑现真金白银，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据记者了解，截至8月底，加入的会员数量总计达4.8万人，直补现金达74万多元。

　　这显然不是一些炒作者所能做到的。

　　“惠民医疗行动”存在风险

　　在3年前，刘群就猛烈抨击过医药招标制度，这次提出的医改活动主要一点是改变医药的疏通流通渠道，而在流通领域中，医药集中招标是关键一环。

　　在药品流通中，医药集中招标制度现状正如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王锦霞所说：“实行招投标以来，药费不降反升、质优价廉的药品中标即死、新药审批过多过滥、药业利润被盘剥、中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整体下降、恶性竞争依旧存在、医药商业贿赂并无减少、药品招标暗箱操作依旧存在，医院追逐高价药等客观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认为，重庆长龙实业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了“惠民医疗行动”，该行动作为一种全新的医药流通运作模式，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招标中的一些问题，在约束医生的大处方、抑制药品临床促销、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方面有所突破，给规范医疗行为和药品流通秩序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但是，这也隐含了潜在的社会风险，“惠民医疗行动”自开展以来，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风险无疑是社会风险。主要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打压。“惠民医疗行动”联盟物流平台的开放性和透明化以及药品流通中若干中间层级被压缩，使得围绕药品流转的商业贿赂得到较大程度的遏制，这就对一些部门和人员的利益造成冲击，必然引起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感和阻碍。

　　研究“惠民医疗行动”的人士指出，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那些原来靠开大处方获得可观回扣的临床医生和医疗部门;二是靠以商业贿赂手段向医院和医生搞高价药品促销而生存的医药代表;三是某些药品招标集团及操纵者。据了解，来自这方面的阻力是不小的，只是由于加盟医院领导班子的坚决推行，同时辅之以医院的内部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医务人员的收入结构，尤其是国家近来反商业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才使那些利益受损者暂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