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转轨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市场繁荣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基础。而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完善中小企业政策、完善与中小企业紧密相关的各项社会政策和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引导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中小企业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格局和全球化进程，又与经济社会的政策与体制整合和创新的内涵息息相关。在前不久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欧盟小项目便捷基金项目、德国中小企业促进网络等联合主办的“中小企业政策战略国际比较和促进中欧中小企业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对中小企业发展与体制及政策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评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

　　制定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政策

　　中国加入WTO以来，迎接全球化既意味着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意味着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内、外两个市场上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对这些企业来讲，在挑战中才能迎接发展的新机遇。而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讲，要解决重化工主导增长、体制转轨、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借以改善制度环境和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就是要完善中小企业政策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已经提供了全国60%以上的出口额。同时，一些中小企业积极走出国门进行创业投资。比如，在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的福建、浙江等省，统计数据显示，非公有企业已经是当地境外投资的主体，投资地有美国、意大利和阿根廷等，加工贸易是其主流方式。但是，来自中国商务部和主流媒体的信息显示，目前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种情况令人担忧。一是出口方面，国际贸易中的各种贸易壁垒严重制约着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制约着内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出口;二是在跨境投资方面，中国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企业普遍持慎重态度，原因是企业规模偏小，管理落后，缺乏参与国际合作的人才，支持和保障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法规体系尚未形成;三是在日益开放的国内市场中，部分内资中小企业面临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在一些外资直接进入的行业中，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已在竞争中深感力不从心，担心出现“拉美化”。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企联、工商联和有关商会、行业协会应该完善措施，帮助提升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努力的方向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应对各种国际贸易壁垒和“贸易的技术性要求(TBT)”，并在人权、劳资关系、环境保护等方面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政府要加快完善帮助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单元，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共同促进企业提高素质，使更多的企业适应“走出去”的要求;还应该认真规划内资中小企业(包括大量非公有企业)在我国开放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合理布局，或者帮助他们依据WTO的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则维权和求发展，或者引导他们在投资布局和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和国企一样“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者帮助他们通过同类联合及与其他类型的企业联合做大做强，有关方面应该切实在产业和贸易保护方面承担起责任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晓亮

　　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中国，中小型企业与民营经济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即：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大约有98%以上是中小型企业，而在大约有1000万户左右的中小型企业中，也大多数为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很少。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改革和改制，通过在公有制缝隙中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才大量地发展起来。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资产比重小，贡献比重大)、活力源，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力军，成为中国劳动就业的主渠道，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藏富于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途径是：

　　通过个人投资，发展个体户、私营企业而形成。这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渠道;

　　通过劳动者自愿联合，组织起来，共同投资而形成。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而形成的集体企业，指的就是股份合作制企业;

　　国有小企业改制，由职工买断国有小企业资产，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如上海就有大量的这种类型的小企业);

　　由私人购买、兼并国有小企业、乡镇企业，实行改制而成(这种企业苏南很多，也有的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形式，经营者持大股);

　　乡镇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很多是由科技人员、科研单位、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投资而形成;

　　城镇集体企业通过对原有资产和对职工的量化等改革，也转为真正的民营企业，但数量不多。

　　今后，为了促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问题：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端正认识，消除对发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意识形态障碍;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有针对性地解决发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具体问题。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发展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要清理不利于它们发展的以往的政策、法规，开放准入领域(如电子、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性行业、基础领域)，打破垄断，解决民间资本进入的组织结构、渠道等问题;认真解决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问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朱乃新

　　江苏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

　　乡镇企业的特点，它有生以来的本性，就是适应市场，机制灵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浪初起，苏南开始对外开放，给苏南乡镇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展的速度，提升了发展的水平。乡镇企业从立足本土发展，转向引进外资，发展外贸、输出劳务，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与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接轨。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苏南乡镇企业抓住机遇，“二次创业”。当时，国家要上海做“三个中心”、“一个龙头”，就是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和发展的“龙头”。江苏提出“坚决支持、主动服务、迎接辐射、促进发展”的发展思路。苏南乡镇企业与上海协作配套，错位竞争，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发展特色，重点发展加工制造业。上海的目标是国际大跨国公司、大金融机构，苏南愿意为大型跨国公司当“配角”，生产零部件。同时，吸引港、澳、台及东南亚中小企业资本，合资合作，发展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经过10年左右的积累循环，小企业聚集起了大气候，大气候壮大了小企业。仅在2002年的一年时间，江苏乡镇企业与外商和港、澳、台合资合作的企业就有5017个;全年完成外贸出口产品交货值1700多亿元，其中直接出口完成交货值比例占到了全部出口交货值的78%，自营出口额达785亿元，化工、机械、轻工和服装纺织是乡镇企业出口的主导行业。乡镇企业坚定不移地以市场为导向，积极主动“攀附”外资外商，“联姻”发展，使产品技术含量、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都上了一个台阶。截至2003年底，江苏全省共有乡镇企业98万家，从业人员983万人。全省区内生产总值的32.2%、财政收入的25%、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6%和农民收入增收部分的30.9%，都是由乡镇企业提供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江苏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乡镇企业中还崛起了一批骨干企业。

　　江苏乡镇企业原先同样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段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处境也比较困难，发展跌入低潮。乡镇企业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二次创业”，并且崛起了一批极富市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上海市经营者资质评价中心副主任曹钟勇

　　如何判断民营化的成功与失败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对原由公共机构提供的服务资源进行民营化。所谓民营化是指政府将原属国有的企业、资产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让渡给民间实体(含外国实体)，或将原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转由民间经营的一种行为过程。应该说，民营化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因为民营化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将国有企业或资产的所有权出售或转包给民间投资者，同时还包括将这种所有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此外，虽然民营化改革本身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之下发生，但民营化本身只能当作手段而非目的，更不能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政府之所以要推行民营化，通常出于几种不同的动机，而且要遵从一般的程序。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有些民营化项目中似乎所有的利益集团看来都是赢家，但民营化终究会导致一些效益的重新分配和转移，从而产生民营化的赢家和输家问题。就输家方面而言，由民营化而导致的最普遍和最可能的输家是原来受公营部门雇佣的员工、项目、当地的土地或财产所有人，抑或是政府本身。就赢家方面而言，通常因民营化而导致的赢家是普通的纳税人和民营者。

　　那么，究竟如何来判断民营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简单明了的衡量方法是：民营化的动机所希望达到的，或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的基本经济和财政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如果更广义地说，初始的民营化目标能否达到，要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只有当这种具有经济盈利性的标的物被出售到竞争性的市场中，才可能获得持续的效益。但一般说来，由民营化所带来的效益转移和重新分配问题并不会很大或很复杂，同时民营化的活动也并不会导致外部问题的扩大化和进一步恶化，并且也不需要很大的补贴。当然，民营化的吸引力和活力还要依赖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这些因素偏离最佳的黄金分割点时：对民营化而言，经济欠发达或很发达以及盈利太多或太少都可能是麻烦的。

　　一般来说，我们从国际上若干行业民营化的经验中可得出5种有利于民营化成功实施的条件：即有效的竞争，较大的经济效益，较少的转让程序，有限的环境问题或其他外部问题，合理但不是超额的利润。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条件中没有一项是民营化实施的必要条件，在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环境下有的条件会变得更加重要一些，而有的则变得相对次要一些。但最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条件不仅是有助于民营化实施的有利因素，而且有时候是关键的因素。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唐海滨

　　国外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创新

　　熟悉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史的人士都会有一个共识：欧美国家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主要贡献应该归功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些国家对制定中小企业的政策的认识是在发展中提高的。1971年，英国中小企业咨询委员会针对英国社会问题提出：“所谓英国病的病因，就在于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数量减少。”该委员会的A·德讷在对日本中小企业状况调查后认为：不助长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新的产业就不会出现，就业的新领域也就无法产生。随后英国政府接受了该委员会的建议，推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

　　在美国，众议院在1978年听取了题为“理解中小企业界在生产社会中应该起到充满活力的作用”的汇报。1980年又发表了以“美国中小企业的未来”为题的报告书，在该报告中谈到60个获奖项目。在卡特政府1978—1979年间先后召集全美各地的中小企业者举行了57次公开讨论会，并于1980年提交国会加以讨论，对中小企业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提出了政府的具体政策目标，其中明确开展发展中小企业的独自的政策研究特别计划是：①使大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平等。②废止或减小有碍中小企业发展、危及中小企业存在的那些繁琐的规章制度和义务。③发挥创造革新活动，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状况，减少破产，谋求经济增长。④在贸易、新能源、革新技术等国家重要经济领域，扩大中小企业的参入机会。⑤在官方订货和金融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⑥在政府各级政策决定中，听取和反映中小企业呼声的系统应制度化。他们把未来美国经济寄托在中小企业的活力上。

　　日本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恢复经济，采取了消除经济集中的政策，重视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并设立了中小企业厅，把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中，还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其目的在于，促使中小企业适应国民经济成长的需要而发展，并提高中小企业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其主要政策措施有：(1)使中小企业结构高级化。(2)补救措施。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弥补这一方面，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三项措施。一是防止过度竞争和适当事业活动的机会。二是使承包交易适当化。三是保证政府向中小企业订货(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3)金融和税制上优待。在金融方面的措施有：建立使民间资金能够放心贷款的信用保证制度;由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认购中小企业为充实自有资本而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等。在税制上实行一定的减免税和援助措施。

　　以上反映了上世纪末有关国家发展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国家政策和一些中小企业理论的研究情况，从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再次工业化国家，都必须把中小企业作为活跃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中小企业有着独特的经营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中小企业政策要尊重其经营特点和发展规律。

　　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正英

　　中小企业信贷与可获性特征

　　围绕中小企业贷款与可获性问题，有关方面曾选择了当前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中的苏州市进行问卷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相对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影响中小企业贷款难易程度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银行贷款难易程度与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强弱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盈利能力越强，企业银行贷款越容易;而盈利能力越弱，企业银行贷款就越困难。这一事实也证明，在市场条件下，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不仅技术创新能力弱、经营效益不高，而且信贷融资能力也极差，不适宜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以民营化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中小企业的存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企业有无充足抵押品和担保是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中又一主要影响因素，这是中国在市场和制度方面所特有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论是数量配给还是规模配给，中小企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向中小企业的“沉淀”，是信贷配给的基本特征。而目前中国全社会信用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社会信用制度缺乏，又是导致银行在贷款时首先考虑企业是否有抵押品和担保。但是，如此一来，对于中小企业本身是个“弱势群体”，在融资行为中离不开其他经济实体的帮助及与他们的合作，而信用是促成合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现实中却不能发挥其作用，使许多有很好发展机会却又资金短缺的中小企业步履艰难。

　　第三，除去抵押品和担保以及企业的经营业绩因素，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难还与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否看好存在较强的正相关。这一点与国外相关的实证分析结论一致，即：技术创新能力、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是银行贷款时考虑最多的。因为中小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变数的市场环境。价格竞争、新企业进入、组织内部变动、通货紧缩以及消费者偏好转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这就要求中小企业必须按照经营环境的变化，通过不断创新来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释放并增大企业的经济功能。

　　同时，通过综合分析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小企业获取信贷融资存在所有制偏好，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导致经营状况差、缺乏有效推动企业收入增长的因素，是抑制银行向其提供贷款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不规范、透明度低，社会信用评级差，使有无抵押品和担保品成为获得银行贷款的必要条件，由此也限制了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第三，中小企业具有较高的倒闭或歇业率特征，使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否看好，成为银行贷款偿还的违约率高低判断的重要尺度。第四，中小企业税负偏重。一方面，使得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同所有制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机会不均等，增大了融资难度，对中小企业发展起到的是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预算软约束，使企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道德风险增大，企业效率降低。结果，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也随着增大。

　　【点 评】

　　荷兰企业社会基金会项目主管麦克·西伦

　　中小企业发展关键在企业家精神

　　好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事实上中小企业发展最关键的是在于企业家精神。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的企业都是如此。

　　企业家精神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意愿，它愿意承担风险，这种意愿也是一种雄心，它想要实现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经济情况下一种特定的目标，它对于提高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来激励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呢?主要要观察政府的干涉程度。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是一个企业家精神非常强的国家。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府表现出了为塑造和培养企业家精神而进行的多种努力。在荷兰，一个人只要受过小学或中学教育，如果他想学习如何烤面包，他就可以开一个烤面包店，这也是人们的一种意识问题，他愿意去开创自己烤面包的事业。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层面。同时，企业家精神也是很脆弱的，它要让人们愿意承担风险，包括承担其它一些重大的风险。而作为决策者，如果他创造出了一种没有信任的环境的话，这对企业家精神是非常有害的。因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毋庸置疑都需要企业家的精神。

　　芬兰经济研究院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米卡·马利蓝

　　政府需要做好基础性工作

　　发展中小企业需要政府非常出色地做好基础性工作，特别是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个人的看法，市场经济是关于利润和亏损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在一个公司内部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这其中会牵扯到一个选择的问题，即在经济增长非常强劲的时候，并且是可持续的时候，反而会对于我们政策系统、金融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带来很大的威胁。比如，在20年以前，芬兰和前苏联有很多的贸易，但是后来由于苏联崩溃了，跟苏联的贸易也就中断了，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要学会适应，芬兰做出了很艰难的选择，这对我们的发展是一种挑战。但这也并不是偶然的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选择过程，以良好的基础准备和多方面努力经受住了考验。在公司之间也有资源分配的选择，以应对全球的竞争。公司更需要资源，如果公司没有竞争力，那么它就只能破产关闭、被淘汰。所以企业破产滞后，政府和金融机构就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负担。此时，在面临一些公司破产的情况下，政府的责任就是尽快催生新的公司。同时，在公司进行重组的时候，必须要裁员，此时社会保障机制就非常重要。在裁员之后呢，员工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之下，又可以重新找到工作。政府通过提供保障，确保整个重组过程能够顺利地进行。芬兰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健全，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为市场机制提供了一种补充和支撑，这是一种基础工作。这样，能够使得重组的企业重新按照市场机制来提供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