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在人们的期盼中问世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上半年实施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三大主要指标分别是：GDP同比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CPI比去年同期上涨3.6%。

　　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突出的特点就是未雨绸缪，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调控的经验，及时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宏观调控的实施使经济在短期内基本实现“软着陆”。而且最难得的是央行最终仍未动用加息手段。这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货币紧缩措施。它既避免了现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间。

　　理论界与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调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但政府部门与一些经济学家对目前宏观形势的判断与未来政策走势的看法却存在着分歧。可以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再次进入一个关键而微妙的时刻。

　　本文认为，综合考虑经济运行中的各类因素，今后宏观调控的实施应该具有多角度、广视野，既要考虑短期因素，又要考虑长期因素;既有总量调控，又包括结构调整。目前政策工具的运用以经济和行政手段的组合为主。

　　短期内调整宏观调控方向

　　上半年数据表明，经济运行已经开始降温，总体上正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和政策效应的滞后性，今年经济将呈现“前高后低”的增长态势。调控的效果将在第三、四季度显现出来，全年平滑后，今年经济增长率仍然会在9.0%左右，与去年9.1%的增长率相衔接。这应当是目前环境下一个合意的增长率。它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但如果现在还不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仍然持续推行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的话，将会大大压低后半年的增长率，并对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

　　由于宏观调控是反周期的，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有所调整，首先不宜再出台各种紧缩性政策，对于现行政策工具中属于总量调控类的政策(例如，2004年4月，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要斟酌考虑，及时停止。否则将会对全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危及明年的经济形势。

　　结构调整政策还需保留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以“适时适度、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宏观调控。鉴于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然偏高的情况，政策工具的运用和叫停都不能“一刀切”，而必须是多层次的，要针对不同行为主体采用不同调控手段。在放缓总量调控类政策的同时，属于调整结构的政策措施要继续保留。例如，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这类政策的保留有助于对部分过热行业的继续调控，缓解对能源、运输等瓶颈行业的压力。

　　长期中转变宏观调控方式

　　应当看到，现行的宏观调控是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它是目前经济环境下的现实选择。其内在逻辑就是中国经济还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与结构具有二元性质，即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但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可能完全采用市场经济的做法;另一方面，虽不能再回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但行政手段仍然有发挥功效的空间，而且行政手段的作用还时常大于市场手段。这样的政策工具组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效率损失。

　　有权威经济学家最近表示，政府应该做真正的宏观调控。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问题，真正的宏观调控也无法奏效。因此，从长远看，要以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来彻底改变调控方式，宏观调控方式演进的方向是逐步增加政策中市场机制部分的内容，减少行政手段的成分，以价格信号引导投资主体作出选择。这中间一个关键性前提是，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及利率市场化的步伐相适应，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投资体制。

　　新投资体制应当具备两点特性：

　　(1)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一个有竞争性与硬约束的投资主体机制;

　　(2)在公共投资领域引入非政府投资主体，增加公共物品的投资主体，从而使公共物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形成市场竞争。

　　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已经颁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投资体制改革后，政府将改进投资的管理方式。届时，政府在面临投资过热的情况下，就可以像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一样，主要通过变动利率等市场化参数来进行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将也有望走出多年来“过热——调控——通缩”的恶性怪圈，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