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今日，国内药品价格已经历了19次降价风暴。一降再降的药价，已经成为医药企业心头之“痛”。2006年上市公司中期财报显示，全国98家医药上市公司中期的收入为705亿元，同比增长9.27%，而主营业务利润同比仅增长2.07%。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认为，今年上半年医药产业的利润跌至5年来最低点。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却依然存在

　　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现在老百姓得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小病，去医院看病拿药，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元的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癌症患者更是各大医院争相夺取的“肥肉”，就是因为癌症治疗费用昂贵，少则10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事屡见不鲜。

　　但是，经过19次的药品降价，不仅老百姓未能因此而享受实惠，一些“廉价经典药”反而从市场上消失了。记者曾调查发现，在19次降价以来的千余种降价药品中，有很多药品早已退出了市场，被更新、更贵的药品所取代。虽然发改委会同卫生部曾出台措施，以防止降价药品被不合理取代，但实践已经证明，这些措施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

　　政府：遏制药价虚高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早已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政府有关部门下令将药品降价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遏制药价虚高。因为按成本价和终端零售价的比例来看，不少药品的价格似乎真的存在着很大下调空间。

　　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价格，一位长期为药企提供咨询的专家辛先生告诉记者，前几次涨价后他们还组织企业论证，现在已经麻木了。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上市公司老总X先生对记者说，价格本来应该是企业行为，是由市场这个杠杆来调节的，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我们国家这个特定的经济形势下，我也能理解。发改委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把老百姓的医药负担降下来。那么降价能不能理性的程度高一些，感性的程度低一些呢?就是说，分析一下贵在哪儿?什么原因?哪些地方不合理?然后针对这些地方来动“手术”。而现在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

　　在1992年中美签订《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之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推出的药品行政保护，它给予了未在中国注册专利的国外专利药品以追溯性行政保护，这在世界知识产权史上较为罕见。资深医药专家任先生认为，在没有整体医疗改革方案之前，政府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药价高政府应该降，但是降价的规则不公平。因为外资企业的药在过了专利期仍然不降价，质量标准和国产药是相同的，但价格是国产药的几倍，极大地伤害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药企：再降下去，中国人将没有自己的药

　　据辛先生介绍，目前，降低药品零售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降低了药品的出厂价，而其他各环节的价格并没有下降，这样就造成了药企一方承受损失的状况，而且由于降价的药品品种有限，当一种药品价格被降得过低，药企就可能因无利可图而把降价药品改剂型生产或直接放弃某些药品，这样就使得患者根本无法从降价药中受益。像华北制药和石家庄制药生产的抗生素药品利润已很薄，已降到了无法再降的程度，他们只能靠规模把成本降下来。如果再降，就几乎无利可赚，这样很难维持生产就更不能发展了。

　　X先生认为，普药应该降到微利。但新药研发需要投入很大，如果没有利润就没人去创新，就连仿制的能力都没有，企业就没有了发展空间。如果这样下去，中国人将没有自己的药，只能吃外国人的洋药，那药价将更贵。因此价格不是主要问题，创新是最主要的问题。发改委也一直提要扶植创新药，但由于不理性的呼声太高，致使发改委难有作为。对政府来说，如何扶植创新是关键。

　　另一位药企老总指出，医药企业打价格战，压低价格就造成了偷工减料，像安徽华源事件就出了人命。这20年来，制药企业的技术门槛太低，质量不能保证，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形成了恶性循环，不良事件越来越多，如果这样下去，这个行业就毁了。所以企业的市场竞争政府还是要管理，不管要出人命的。

　　中间商：反商业贿赂，不如市场调控

　　据辛先生介绍，药品生产企业要销售，需要有队伍。而培养一支销售队伍，需要很大的费用，对于企业来说很难。在国外也往往是销售公司做销售。由于医药企业的产品80%是通过医院售出的，因而都想把自己的药进入医保目录。因为只有进入医保，药的销售就有了充分的渠道。正是这个环节上出现了大量的贿赂行为，给医生、给官员商业贿赂。

　　“新药要想进入‘门槛’，必须得送钱。”“做药品的人太多了，人家都在送，我不送不行。”“我们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记者采访每名行贿人时，他们几乎都要大倒一番“苦水”。

　　然而，医药销售代表一番心机解决的仅仅是让自己代理的药品跨进医院“门槛”的问题。代表们给了“门槛费”，并非万事大吉坐等收成。“药品虽然进入了医院，但要想长期销售，也要靠关系来维持，还得送钱。”销售代表诉苦不迭。

　　医药市场单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品，成本往往只有几元钱。抗生素堪称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利润率高达20倍。一种药品从生产厂家到患者手中至少要经过6至9个环节，其中获益最大的是医院和医生。但辛先生认为，现在渠道的集中度在提高，中间环节在好转。

　　X先生认为，这19次降价，中间环节基本没触动，只是降下了企业的利润。如果考虑中间环节利润的合理性，能从现在的50%降到30%，药企的日子就会好过许多。现在既没有国家补贴，也不赚钱，企业没法生产，只能生产赚钱的。对中间环节应该降利润;对常用的救命药，应该通过税收等方法把价格利差降下来。有一种肿瘤药，其成本仅一元多，但到病人手里就卖到3000多元。作为潜规则，流通领域占利润的60%，企业占40%。这种上千元的药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回扣，如果降到几百元到患者手里就比较合理，利差也降下来了。因此，反商业贿赂不如用价格杠杆来调控。

　　医院：国家投入不足，只能以药养医

　　据CCTV-经济信息联播报道，1980年以来，国家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是26.6%，而现在的补贴只有8%，由于财政补贴的减少，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的情况，药品销售收入占医院总体收入的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药品加价率在30%以上。

　　采访中专家介绍，在我国药品销售总额中，通过医院系统销售的药品占80%以上，近几年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费收入占60%左右，少数中小医院高达70%—80%。相比之下，政府投入则少得可怜，约占8%，所以以药养医已经成了一个死结。尽管国家规定了药品加价的比率，但多数医院加价率远远超过规定的15%，有的高达40%至50%。当医生的收入与科室收益、医院效益挂了钩，就意味着药费越高，从加价率中抽取的金额也就越多。难怪医院的大处方、贵处方屡禁不止，“看病贵”成为无法解开的死结。

　　任先生指出，现在医院的改造、盖房、进新设备，都需要资金，国家不投资，那就只能靠药养医。医院和患者之间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患者完全没有话语权。在“以药养医”机制下，医院被赋予较大的自主权，成为难以监管的模糊地带。在“养医”的掩护下，滋生出医药合谋抬高药价、产生回扣提成等腐败现象，损害了患者利益。不仅如此，“以药养医”还淡化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加之对药品监管不利，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现在对医药搞招投标，利润最主要都是给了医院。

　　体制改革，标本兼治

　　对于当前医药状况，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表示，在目前的药价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作了营销成本，最初医药代表正常的推销方式已经被整个利益链条扭曲了。现在药价虚高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采取措施就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上来解决。

　　一位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告诉记者，事实证明，仅仅依靠降低药品价格的办法来化解老百姓“看病贵”只能是权宜之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依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对医疗服务合理定价，这样才能有效扼制乱收费、吃回扣等违规行为。

　　医药界资深专家段炬红认为，现在药的主要渠道是医院和药店。同样的药，药店的便宜，医院的贵。药店可以自主购药，再加上药店间的竞争，药品处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企业在向医院供药时，主导在医生，他在环节上有话语权，因而价格不是企业能左右的，不是整顿企业能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降价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价格，不可能做到人们期许的那样。“以药养医”的体制不变，药价很难降下来。

　　其实，日本以前也是采用规定医疗机构药品加成率(最早为15%左右)的方法管理，出现了医疗机构高价采购药品、药费攀升等问题，故近年来逐渐转向根据实际的市场价格实行动态定价的政策，促使药价逐年走低。

　　纵观欧美国家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可以发现一些共性：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手段多样化，无论政府实施价格管控与否，都有多种因素调控药品价格;药品价格高低与药品报销与否相关联;药品价格高低与药品临床使用相关联;采用药物经济学进行药品评价，并影响药品使用与报销，影响药品价格制定;鼓励药物创新与鼓励使用仿制药不偏废，寻找适宜的平衡点。

　　从欧美国家的药品价格体系来看，无论政府实施价格管控与否，都存在专利药和非专利药的价格差别。药品分类定价不仅可以满足差异化的社会需求，体现社会公平，更有利于鼓励生产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从整体上推动医药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