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之所以能够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和异常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异军突起，并持续200年而不衰，是因为这个商帮有着它特有的商业智慧。我们认为，宁波帮的商业智慧包含了追求商业成就的“天职”意识、不断向大城市迁移的“城市情结”、在商业实践中的借势能力、诚实守信的经营原则以及敢于和善于自我革新的非凡勇气。

　　“天职”意识

　　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帮研究所所长戴光中认为，与晋商和徽商相比，宁波帮是自觉自愿地把经商当作自己的“天职”，一心一意，兢兢业业，并为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推波助澜，把盈利投向产业，努力扩大再生产。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天职”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其意是说“天职”观源于信仰，它对为人处世和从业提供了最后的基础，让人知道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工作，尤其是工商业。

　　但是，徽商历来重儒轻贾、追求“商而优则仕”。这种“官本位”思想，使徽商不把自己所从事的商业视为“天职”，不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经商，不明白获得财富有什么社会意义，因而也不可能把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于是，那些等而下之、未能学优而仕的盐商们，只有以挥霍财富为乐趣了。

　　晋商在儒与贾的选择上，跟徽商恰好相反，经商致富被认为是光耀门庭的行为，而把诗书功名看得一文不名。然而，这并不表示山西人已经把自己所从事的商业视为“天职”。实际上，晋商遵循的是另一条传统观念——“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末”，指商业;“本”，指土地，也即农业。明清时期，晋商一直对土地情有独钟，经商积攒财富后，大量购置土地房屋，以致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清末，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劲旅，但竟然认为投资不如窖藏保险，干脆用地窖葬其银两或财物，最终未能产生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得退出历史舞台。

　　宁波帮尽管也有人追求功名，购置土地，但不成大流。绝大多数宁波帮商人因商业而进入金融业，因金融而投资实业，有效地完成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更难能可贵的是，宁波帮人士深深懂得财富的社会意义，他们一方面大量积攒财富，另一方面则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积极为家乡和国家的公益事业慷慨解囊。

　　城市情结

　　市场经济，有市场才有经济，而市场首先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宁波古称“鄮”，是一个以贸易交换而建立起来的城市。所以，宁波人有一份浓浓的大城市情结，哪里有大城市，就上哪里去经商，不像晋商和徽商那样，具有浓重的“乡土性”，在外发了财，必定要把财富带回家乡。

　　宁波大学副教授张如安指出，明清以来，宁波人络绎不绝外出经商，已经习以为常。在宁波乡间，男孩十几岁不出门，那就是没有出息了，甚至连媳妇都娶不到。宁波人前赴后继，成群结队外出，目的地非常明确，差不多都是走向城市，主动地选择城市，融入城市的生活中。

　　19世纪初，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尽管当时的城市规模，上海还不及宁波，但上海的发展势头迅速，其商业地位取代宁波的大势已定。宁波人敏感地认识到这一点，便纷纷离开宁波，大举迁往上海。此后，上海就成了宁波人淘金的第一站和首选地。

　　上海奠定了宁波帮成功的基业，也培养了他们浩荡的心胸，但他们反过来又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只要有利可图，宁波人不管天南地北，敢认他乡作故乡。他们以城市为跳板，北上、西进、南下，从城市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祖国到异国，随处可见宁波帮的经商足迹。

　　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商业环境因战争而恶化，宁波帮就及时迅速地转移到我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大城市，在那里重新崛起，并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浦东开发，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重新确立，宁波本地的商帮以及在海外的宁波帮，就又纷纷投资上海滩，甚至把总部迁到上海，比如宁波本土的著名企业杉杉、雅戈尔等等。

　　宁波帮的城市情结是他们常常能够占得商业先机的前提条件。

　　借势能力

　　在商言商，经济行为有其自身的规则和规律，工商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系统。但是，工商业者要有好的业绩，却又必须善于借势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否借势，借势能力如何，往往决定着商业的成败。宁波帮是一群借势而为的高手。

　　有人说：经商当学刘鸿生。这个旧上海宁波帮的首领，就有极强的借势能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刘鸿生当即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首先是英籍职员必然大批回国，其次是英国在华的轮船也必然大批回国，更重要的是列强们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国内民族工业必然因此而有大发展，用煤量自然也必然大增。针对这三点，他抢先行动，一是取得长江下游外商的销煤权，二是预先与有关船商订了运输合同，三是预先高薪雇佣销售能手。这样，不久英国航运公司一撤，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煤炭业就被刘鸿生控制了，一跃而成为“煤炭大王”。刘鸿生借的是国际时势。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是宁波人陆伯鸿，他是宁波人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部部长。辛亥革命爆发前，陆伯鸿才26岁，但他精明过人，预料到革命将会成功，全国的教科书需要重新编写，于是萌发了自办书店赶印新教科书的念头。他暗中拉拢几位同仁，私筹资金，悄悄设立出版印刷工场，秘密编辑、赶印新的中小学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陆伯鸿当天在上海各大报刊上宣布中华书局正式成立并发行《中华新教科书》。陆伯鸿借的是国内革命之势。

　　20世纪60年代之前，香港并非繁华之地，但宁波帮对香港的发展充满信心。宁波人安子介撰写了《国际贸易实务》一书，针对香港的特点，阐述香港发展前途，提出了香港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海要冲，背靠中国内地，面临世界各国，在地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香港是弹丸之地，资源短缺，应先发展来料加工的轻工业，形成以加工为中心的工业基地，从而带动交通业和金融业的起飞。他的理论对香港经济起飞发挥了指导作用，宁波帮也是遵循这一理论而在香港发展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宁波帮借的是地缘经济之势。

　　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的宁波人朱敏，1996年在“硅谷”创立WebEx公司，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被投资者誉为“股市明日雅虎”，2003年被《Forbes》杂志评为全美成长最快的25家企业之一。但是，他并不满足，日前他已经将公司搬迁到位于圣他克拉克市中心具有标志性建筑之称的12层大厦。此番“插旗”行动在当地引起轰动;世界IT行业巨头比尔·盖茨对朱敏的成就也表示钦佩，并主动提议微软要与WebEx进行合作。朱敏借的是商业高地之势。

　　诚实守信

　　“诚信为本，义中取利”，是宁波帮恪守的经营原则。民信局是明清时期一项全凭诚信的特殊行业。《中国钱庄概要》一书中指出：“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这种一诺千金的商业信用，使宁波自清乾嘉以后，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上海崛起后，中心移沪，但仍被宁波帮牢牢控制。

　　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之原型，就是宁波乐氏家族创办的北京同仁堂。同仁堂300年常盛不衰的奥秘便是诚信不欺，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料;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国百年老药铺81家，其中13家是宁波帮创办的，比例高达16%。这些金字招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

　　“世界船王”包玉刚说：“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有信用才行。”他在竞购香港九龙仓49%股权时，一夜之间拿出21亿港币现钞，令人震惊。他在回答记者就此事件的提问时只用了两个字：“信用”。他解释说：“一般来说，我的信用有极好的记录，银行认为你这个人说话算数。信用没问题就好办了……银行知道这事，就自动愿意贷款给我。”在包玉刚，“信用”竟值21个亿!何等了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於贤德教授认为，宁波帮这种守信好义的道德追求，对于内部来说，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而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李瑊博士则认为：“尽管宁波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但他们来自自古有着‘义乡’之称的宁波，因而较少有一般商人的锱铢必较、惟利是图。对于善贾的他们来说，钱并不代表一切，它只是一种生存的工具，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进取精神的有效途径。”她认为，诚实守信的经营原则，是宁波帮之所以在对手林立、竞争激烈的上海滩，不但能够站稳脚跟，而且能够长时间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自我革新

　　商战取胜，就要不断地自我革新。宁波帮敢于和善于自我革新，是这一商帮智慧的重要部分。

　　对个人素质的自我革新。美国华商总会首任会长张济民二次大战后到日本，创办了日独药品株式会社。他既不懂医药，也不懂日语，但为了生存和发展，就拼命自学。每天读9份报纸，听2小时广播，学日语、学业务，终于独树一帜，成就斐然。1973年，张济民移居美国发展，但英语程度很差，又不懂美国税法，做生意无从下手。于是，他就以“傻瓜”的方式，从头至尾抄写《美国税法大全》，后来俨然成了美国税法专家。

　　对技术设备的自我革新。1970年，国外有人发明出“空气纺锭”，其生产效率比当时通行的传统工艺高出几倍。香港“棉纱大王”陈廷骅一听到消息，就立即请人收集相关资料。经过仔细分析，陈廷骅决定忍痛割爱，大量购买“空气纺锭”，取代仍可使用的旧设备，做到与国际同行接轨。这样，到上世纪70年代末，陈廷骅稳居香港棉纱纺织行业之首。

　　对产业的自我革新。包玉刚在他的航运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敏锐地预感到“两伊战争”将导致石油价格下跌，必然影响到油轮运输。于是他实行“弃舟登陆”计划，把经营重心从海上转向香港本地，以低价卖掉大部分船只，抽出资金投资陆上。1980年，他奇迹般地调集21亿港元，成功控制九龙仓，占据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开始建立其庞大的陆上王国。继而他又做出了“登陆升空”的决策，从香港地下隧道的投资猛然“飞”向空中，投资国泰港龙航空公司。正是他的高瞻远瞩，对自己熟悉的产业不断进行革新，完成了由海而陆、由陆而空的“三级跳”，从而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他的事业也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并跻身世界百名亿万富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