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郎咸平如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炮轰TCL、海尔和格林柯尔，质疑李东升分拆上市、张瑞敏“MBO”和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在媒体上闹得轰轰烈烈，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家的良心之争。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除郎咸平以外真的就是没有良心?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真的都是侵吞国有资产的蛀虫吗?

　　在郎咸平掀起的这场旋风中，指责内地经济学家缺少良心的观点是：在全国各地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巧取豪夺，以改制的旗号，千方百计化公为私。少数人利用产权不明的弊端，浑水摸鱼，为我所用，一夜暴富。而经济学家们却忙得不亦乐乎，演讲、报告、出理论、出成果，股份、改制、上市、“MBO”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面对种种问题、层层黑幕却视而不见、沉默寡言。内地的一些经济学家患了失语症。然而笔者以为，经济学家不是政府官员、不是国家机器，他们的责任是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来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他们没有监管腐败行为的职责，更没有这样的职能。因此，将“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腐败行为怪罪于经济学家，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有些人认为，这几年中国股市黑幕频现，庄家横行、操纵市场、欺骗股民，而深知其中内情的、在上市公司内担当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们却鲜有人站出来说声“不”，因为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是许多经济学家的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但事实并非如此。著名经济学家魏杰，为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愤然辞去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之职;经济学家俞伯伟为坚持正义而与所供职的伊利股份抗争，最终惨遭罢免。这难道不是有经济学家的良心，这难道是经济学家患了失语症?

　　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但让人不解的是顾雏军如何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地方政府和国资委而得逞，难道各地方政府和国资委竟会连如此简单伎俩也看不出来吗?难道地方政府是弱智?既然顾雏军手段如此卑劣的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政府的监管部门、执法部门为何不将他绳之以法，而听之任之?难道中国的执法部门集体失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韩秀桃指出的那样，既然还未发生收购，顾雏军又是如何能够在收购之前就能担任目标企业的董事长呢，地方政府又如何会事前把企业交给谈判对手?难道顾雏军真的有那么神奇，想收购哪个企业就能事先成为那个企业的董事长?

　　郎咸平指责顾雏军收购科龙、美菱、亚星、襄轴这4家企业是以种种欺诈手段故意压低收购价格。而据资料显示却与郎咸平所说的大相径庭。比如美菱集团将82852683股国家股转让给格林柯尔(占总股本的20.03%)，转让价格为每股2.503元，转让价款为207380266元。该转让价格与美菱股份截至200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相同，更高于2002年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1.9205元的30.33%。这完全符合国资委对国有股转让的要求，郎咸平所说的故意压低收购价格又是从何而来?而根据美菱公布的2003年年报，美菱2003年出现巨额亏损，200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仅为2.033元，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为1.2957元。但没有任何公开资料表明，顾雏军因此而重新与合肥市政府谈判重新议定收购价格，相反，顾雏军是用了近2倍于2003年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溢价收购了美菱。从这些事实出发，郎咸平怎么就能得出顾雏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结论呢?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一个在遵守法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的合理性一系列收购国企行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其非法侵吞和违法运作，这就是郎咸平自己所标榜的“经济学者的良心”吗?

　　郎咸平到底要干什么?是哗众取宠，利用媒体炒红自己?还是做秀表演，以将自己的观点引起更大范围的炒作和非理性的争论?亦或是有其他政治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自封要“为民请命”，实际上却充分地利用了媒体，采用了一系列近乎做秀的手段误导公众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如果学术问题都如此这般地走向娱乐炒作化，如果学者都走向明星化，那么我们面临的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哀?难道这会是一种理性之举?

　　所以，不要轻易地被一些煽情的言论所蒙蔽，有利于我们用批判的眼光、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和判断当前“国退民进”过程中所面临的现象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