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近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方法的形成，是一个主动探索与对世界先进管理理论的学习、借鉴和吸收相伴随的过程。一直到今天，如何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来有效地引进、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回顾了上世纪前叶中国民族企业界对当时新兴的科学管理思想探究和实践，虽已成往事，但今天读来，仍不乏启发意义。

　　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势力继一战时有所减弱后，迅速卷土重来，国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加之此时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民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些思想比较先进的中国民族企业家开始主动接受、传播和实践以泰罗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思想，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能和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 科学管理思想的兴起和传入

　　1911年，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出版了其大作《科学管理的原理》一书。这部著作的问世，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随后在欧美和日本掀起了以泰罗的“科学管理”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变革浪潮，历史上称之为科学管理运动或合理化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是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对后世的管理学理论影响深远。其主要是以客观合理的方法，代替过去主观因素的管理模式，透过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制定工作标准，简化及标准化工作流程，并运用成本会计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奖金制度等工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引起了宣传、实践其理论的热潮。

　　最早将科学管理思想引进中国的是企业家穆藕初。他1909年起赴美国留学，1914年获农学硕士，在留学期间，就结识了泰罗及其弟子吉尔培莱(F·B·Gilbrety)，共同探讨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获益良多。同时，他还曾参观过美国南方的塔虎脱农场，亲自感受到了该农场实践科学管理思想而取得的巨大成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4年，穆藕初学成回国后，深知科学管理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为实现“实业救国”理想而积极兴办德大纱厂，另一方面在繁忙中抽空与董东苏合译了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此为国人首次译介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著作。此外较早宣传科学管理思想的还有：1917年，正在攻读哈佛大学MBA的杨杏佛，在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上宣读论文《科学的管理法在中国之应用》;1920年，已获哈佛电机学硕士学位的交通大学教授张廷金出版了《科学的工厂管理法》等。

　　科学管理思想传入后，虽然穆藕初积极宣传并躬亲实践，但当时并未引起企业界的足够重视，在欧战期间及战后最初几年，一方面由于企业界的因循保守，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各产业欣欣向荣，获利相当可观，所以经营者很难认识到改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更谈不上实施科学管理了。直到1922年以后，国内经营环境恶化，不但要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而且还必须应对劳工意识觉醒后频繁出现的劳工运动。因此，如何提高经营效率，改善劳资关系，以激发劳工的积极性，就成为企业求生存所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部分企业才开始尝试实践科学管理，以改善经营体制，提高本身的竞争力。特别是1930年6月，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即中国科学管理协会创立，以研究科学管理方法，增进工商业生产效率，实现民生主义为宗旨。同时，编印了《科学管理丛刊》(丛书)，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科学管理著作，创办了《工商管理月刊》，开办了中国工商管理补习学校，成立“服务部”直接为社会和企业服务，为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宣传、普及和实践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工商会议，大会通过了“提倡科学管理法以期达到实业合理化案”，又一次从政府角度加强了人们对科学管理思想的重视。

　　经过长期的宣传和推广，科学管理思想逐步被广大民族资本企业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效益。

　　二、 科学管理思想在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实践

　　近代民族企业家在接受、宣传科学管理思想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把科学管理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实践中。

　　穆藕初是中国第一个把科学管理思想应用到实践中的民族企业家。他认为，“我国实业发展之所以失败，缘自管理法则三。一、总理与事隔膜：总理一缺，往往属于稍有时望之人，至于此人之于此事，有何学说，有何经验，能否专心致志以办此事，均不过问;二、用人浮滥：中国人爱排场，重情面，一厂之设，尚未开张交易，而某部若干人，冠冕堂皇，与衙署相伯仲，一若啖饭之人不多;三、苛待工人：间有苛刻之辈，以扣减辛工为能事，但求有形之减省，罔知无形之消耗。因可减辛工，大非工人之所乐，工人不能乐其业，则惰心生，惰则出货迟，而成本遂加重”(穆湘月：《藕初文录》上卷)。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纱厂普遍采用一种工头制的企业管理形式，更大为影响生产技术的提升和劳工的积极性。原因是在此制度下管理系统分为文场和武场两部分，文场职员只管钱财和营业，不懂也不过问生产。武场由工头负责，直接掌握生产运行、技术管理及工人招募，厂方很难染指。基本上，工头技术的获得，主要来自经验的积累，缺乏理论基础，有些工头甚至是由行帮直接安插进厂，本身毫无技术可言。再者，工头对工人经常任意使唤、打骂、解雇及克扣工资(汤可可：《近代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无锡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性转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这些皆有悖于科学管理的原则，而阻碍企业的发展。

　　穆藕初深知旧有混乱管理体制的危害，决心以科学管理思想为指导建设企业。1914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便与他人共同收购一家未建成的纱厂，第二年建成投产，取名德大。他在德大纱厂的建设过程中提出，“本着节省时间、精神、物质三大科学管理纲领办事”。首先建立起新型生产指挥系统。建立以工程师制为核心的总经理负责制，作为生产管理的重心和基础。总经理全面掌控企业的人事任免权，下设的科室、车间负责人主要由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担任，直接负责生产的指挥调度，并负责制定生产操作、设备工具的使用维修等技术操作规范程序和标准，他们直接向总经理负责。目的在于实现“精密之管理”，去除企业生产混乱无序的弊端。其次，建立严格的用人制度。雇用的工人必须经考核后方可录用，废除工人“由工头任意招呼”而形成的工人对工头的人身依附。解雇工人必须严格按照厂规执行，工头不得任意行事。工人的日常行为由严格的厂规厂纪来约束。再次，建立技能培训的规范制度。对工人进行科学训练，使其操作规范对提高生产效率作用重大，这是科学管理思想中的一条重要原则。穆藕初在企业中兴办职业学校，举办短期培训班，实行养成工制，使工人的操作水平大大提高，以至其他纺织企业纷纷请他为自己代培工人。另外，引进西方的财务管理制度。在保留旧式记帐方法的同时，也采用新式的复式记帐方法，从原料采购、生产消耗、成本控制、产品销售等方面逐一稽核，对企业整体状况一目了然。同时穆藕初亲自设计制作报表格式、内容，要求各车间工头每日填报生产进度及原材料消耗等各种报表，交厂部入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制度。这种做法对企业效益的提高作用明显(刘向军：《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管理的进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0期)。通过这些改革，旧的工头制已经有名无实，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与产品品质均大为提升，并在北京赛会中名列第一。他以一位初办纱厂的新人，而有此傲人的成绩，不能不归功于科学管理的作用。

　　穆藕初实践科学管理的成功，使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纷纷仿效，一时间按照科学管理思想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生产、管理变革的浪潮，逐渐从上海向全国各主要工商城市波及。

　　荣家企业的申新三厂，于1924年起进行管理体制的变革，不但以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为骨干，准备取代原先工头的位置，同时对工人实行科学管理，使工人劳动强度大增。其间虽曾激起工头带领工人殴打新职员、并要求新职员退厂风波，然雇主荣德生则仍坚持改革的正确性。他说：“各新职员来厂后采用科学管理法，对于厂中却能改革，各项原料消耗大为减少，生产额也颇有增加。”不过，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乃改为渐进方式。在人事管理方面，仍保留工头制度，对劳工和工头均采取自然淘汰法，避免强行解雇，并改用计件工资制度，以达到“降低工资总额而提高个人工资”的目的。至于生产技术与设备方面的改进，则加速进行。在荣氏兄弟的坚持下，申新三厂的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并逐渐推广到荣氏所经营的其他工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157页，159～60页)。

　　1927年，郭氏家族的第二代郭活，从美国学成纺织技术归国，开始主持永安集团纺织企业。他引用了一批留学生担任企业内部的各种职务，掌握了生产与管理的权利。很快这些人就利用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管理手段，使产品质量和规模大步提升，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使永安纺织企业成为国内仅次于荣氏申新集团的大型纺织集团。

　　除纺织企业外，科学管理思想还被实践于制品、印刷等其他行业。例如项康元所经营的康元制罐厂，亦于1927年开始实施科学管理法，强调其目标是发展业务，增加劳资福利，并以增加生产、消除耗费、改良出品、分配工作为四大纲要。为实现此四大纲要，特制定了关于办理预算、成本统计、改良设备、分析工作与工作标准、改良行政、改善劳资关系、改良出品、发展营业等具体的计划。他分三个阶段，按部就班推行，获得良好成效，年营业额10年间增长近七倍，被誉为采用科学管理法的典范。项康元也被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誉为“我国实行科学管理法之先锋”。

　　另外，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管理者王云五，1930年出国参加考察回国后，把所获科学管理心得应用于商务印书馆的管理上，并出版一本小册子，名为《科学管理法的原则》。他采取由总经理主持编译、印刷、发行三所，由两名经理分管各科与各分馆业务的办法，摆脱了繁琐的事务工作，得以集中精力考虑与指挥全局运行。为了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潜在能力，王云五仿照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对人、财、物进行科学管理。其内容有：对厂房重新进行合理布置和设计，保证印刷机器24小时不间断运转，以科学方法进行预算和统计，实行版面设计和纸张规格的标准化，充实生产管理的薄弱环节，等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顺利地推行并取得相当成绩。其他如薛寿宣经营的永泰丝厂、翟克恭经营的上海华生电器制造厂、青岛华新纱厂，亦陆续实施了科学管理法。至抗战前夕，中国较大规模的民族企业，均或多或少地推行了科学管理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

　　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中的实践，从客观上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现代化和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但科学管理思想的引进、宣传与实践，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脚步一样，步履蹒跚，而绝大多数企业中依然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低估这样一种符合资本主义和企业管理发展的思想价值，从而为充分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管理思想的根本，是把人看成是“经济人”，是通过人与机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动作，以一种最可能快的生产节奏来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其实质不过是对人的物化管理，表面上那种人与机器的协调，却蕴积着劳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潜在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科学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表现的十分明显。在这种形势下，当时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重新考虑本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具体实际，重新审视、探索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问题，这就为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对接，从而为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