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五大又将个体私营经济“从有益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明确“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沿着这条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民营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开始进入许多新的创业领域。我国民营经济的现状如何，又出现了哪些新的态势呢?为此记者前不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杰。

　　记者：在社会市场经济尚未确立之前，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在全国几乎没有停止过，有些地方譬如浙江温州，为之还曾经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些发展经济的能人被作为“投机倒把分子”受过严重的惩处，民营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随着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之后，民营经济才开始“红杏出墙”，并逐步“遍地开花，香溢神州”，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魏杰：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我们把个体私营经济称作“有益的补充”。补充的意思就是指它还不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里面的因素，需要民营企业补充一下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由于它的定位如此以及市场成分的多寡，使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到了党的十五大提法就变了，个体私营经济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定性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是一个质的飞跃。记得1997年，一个记者采访我，我当时讲了一段话：我们不能把个体私营经济排斥在社会主义之外，它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记者的文章发表后，我就受到了很大的非议。有人认为党的文件里明明讲了它是补充，不是我们的基础，你怎么能讲是基础呢?现在可以大胆地讲民营企业就是我们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我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五大，这一段可称为民营企业奠定基础的时期，也就是民营企业的创业时期。党的十五大之后应该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作大发展的时期，即表明民营企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民营企业面临着许多问题，同时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您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魏杰：如果说党的十五大是给民营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党的十六大则是给民营企业服了一剂非常彻底的“安神丸”。为什么要这样比喻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条理由：

　　一、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民营企业为重点的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根据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化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据此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肯定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肯定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肯定民营企业的财富创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提出了“创业精神鼓励”、“合法权益保护”和“优秀分子表彰”等观点，这表明了民营企业的财富创造已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四、肯定了民营企业人员的各种劳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这些论述，极大地激活了民营企业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豪感。

　　五、承认民营经济的各种收入和私人财产。虽然我国法律在保护私人财产方面作了一些规定，可是还不完善，同保护公有财产相比有不少的距离，所以许多民营企业家担心自己的财产没有法律保障。因此有时候显得缩手缩脚，有的人甚至将财产转移到海外。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就是进一步保障民营企业和经营人员的“财产安全”。

　　记者：党的十六大对民营经济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去年10月份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决定》)，您认为为民营企业创造了哪些条件?

　　魏杰：我认为创造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拓宽了融资渠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民营企业不仅在国内的融资渠道得到了拓展，而且在海外上市将增多。据最近报道，浙江省目前已有镇海炼化、沪杭甬、浙大网新兰德等9家企业在香港主板或创业板上市。浙江企业在香港上市的筹资总额达到了60亿港币。如今有3家民营企业已被浙江上市办确定为不久后在新加坡首批直接上市。(二)拓宽了投资领域。《决定》指出：“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表明民营企业还可以进入很多新的领域，与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三)民营企业家和经营者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分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为民营企业界人士要求政治进步和更好地参政议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四)民营企业家和经营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有关文件对群众创造、个人财产保护的进一步明确以及民营企业界人士政治地位的提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记者：民营企业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更为有序、快速、健康发展，最关键的在于企业家素质的提高。您认为他们应注意哪些问题?

　　魏杰：民营企业家属于“富有阶层”，我认为要注意以下五个问题：一是拥有财富，不能无视法律。国内许多知名民营企业倒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触犯了法律的高压线，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二是拥有财富，不能无视社会责任。企业家应该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民营企业家不能将经济利益作为自己的惟一目标，应该在致富后重视社会责任，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三是拥有财富，不能无视社会公德。如无视社会公德，必将为社会所唾弃。四是拥有财富，不能无视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驾驭好企业。五是拥有财富，不能无视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创新的具体表现，作为一个企业家必须重视改革，以保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记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而目前的现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仍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难以做强做大，而做强做大的企业又往往做不长，您认为民营企业做强、做大、做长的关键是什么?

　　魏杰：关键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我的理解，提高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技术是当今经济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需求，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使企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技术创新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民营企业往往都是从劳动密集型开始的，技术含量都比较低。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市场对这些民营企业的产品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从未来市场的竞争来看，完全依赖于技术创新。深圳的华为和温州的正泰、德力西、天正、环宇等企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大力推进自己的技术创新。他们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非常注重解决我国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难题。

　　二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首要问题是闯好“产权结构关”。现代产权制度不仅仅是讲产权清晰，重要的一条是看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是不是合理。民营企业产权结构一元化，解决不了血缘家族关系的干预问题。所以产权结构必须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企业成为公众型企业，也才能实现人力资本同货币资本的结合。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方式有：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产权清晰到自然人;设立独立董事等，同时根据企业实际采取相对控股、产权流动和利益承诺三种办法，防止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带动管理创新和经营创新，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经营理念和市场营销机制。

　　三是企业文化创新。企业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经营性企业文化、管理性企业文化和体制性企业文化。所谓经营性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对外经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和方法论。它要求企业在处理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消费者与生产者、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等关系上，形成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指导思想。所谓管理性企业文化，指的是企业在处理对内管理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所形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它经常表现为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所谓体制性企业文化，指的是为了维系企业体制而产生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的集中反映，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并对经营性企业文化和管理性企业文化起到支撑性和引导性的作用。

　　我认为我国的民营企业做好以上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方面，就可以做强做大做长，使企业成为“百年老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