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中国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向与会的企业界高层代表作了精彩发言。厉以宁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能否顺利递升，要看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否均衡。做得好，经济就上去了，反之则将长期在人均一两千美元之间徘徊不前。”厉以宁从5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针对性。

　　在前后历时一个小时的报告中，厉以宁首先就他为什么提出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样一种观点作了详细说明。他分析，原因之一，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根据世界发展国家的情况，人均到1000美元之后，其原有的优势就将逐步降低，比如说土地价格低廉等。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对现在报纸上所宣传的我们是世界工厂所迷惑，这是假象，关键是你有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没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后这个优势就丧失了。原因之二，人均到了1000美元以后，人们的需求就升级了。1000美元以下仍然是以温饱为主，而1000美元以上则在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如果没有充实的财力来满足人们的要求，就会导致人们的怨言。原因之三，之所以说1000美元是一个关卡，是因为这时人们之间的差别突出了，不同利益集团也出现了。很多国家就是因为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才导致社会动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城乡要协调发展、区域要协调发展的原因。原因之四，人均到1000美元的时候，人们对参政、议政的要求就提高，要求廉政建设、要求政策透明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同样会引起社 会的动荡。

　　厉以宁表示，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了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处理得好，我们的经济就能够很顺利的上去;处理得不好，则可能长期在人均一两千美元之间徘徊。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厉以宁对眼下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的观点并不赞同，认为中国仍处在成长中的经济类型中。他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中谈到，当前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存在3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经济已经过热;一种是认为经济没有过热，但投资过热;还有一种是认为当前还没有经济过热，投资也不能叫过热。他认为当前的投资情况是比较正常的，从消费方面看，除了汽车、住房消费以外，其他很多的消费品如日用品、粮食需求等方面的投资增长还不是很快。即便是房地产业投资也不是过热，而是出现了结构性问题。银行贷款虽然多了一点，但其中有两三亿元的贷款是由于出口退税国家没有退给企业，转而用银行贷款来补偿的，这不是属于经济过热的表现。

　　从信贷方面看，当前住房和汽车的信贷消费大概有好几千亿元，这些消费不是属于一般的信贷，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信贷来促进经济回升。所以在结构调整时期，在多元投资主体的情况下，不要轻言现在的经济过热，现在提出中国经济过热了，会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呢?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的经济没有过热，保持对过热的警惕倒是可以，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怕冷不怕热。

　　所以对中国经济应该怎么看?厉以宁认为，世界的经济分两类，一类叫成长中的经济。一类叫停滞中的经济。什么叫成长中的经济呢?成长中的经济是这样的，从当年看，问题都是成堆的。比如说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生产事故频繁出现、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等，但它是成长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应该是每隔10年回头一看，10年就可以看出变化。现在是2004年，想一想10年前1994年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是成长中的经济。而停滞经济是从当年看问题不突出，可是隔了10年变化也不大。这一点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我们现在去日本，会觉得它同20世纪80年代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欧洲也是这样。因此根据这样的发展，我们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在对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作了充分论述以后，厉以宁重点剖析了涉及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领域。他认为，只有解决好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三大障碍，才谈得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稳步上行。

　　其一，既然谈到要经济跟社会协调发展，就必须要提出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理论上重大突破之一，不是单纯的去增加农民的收入，而是首先提出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因为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并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当前我们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加快农村和城乡的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民工出来了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够安定社会。所以对于民工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认真对待。

　　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农村的教育问题必须重视。因为教育的不平等就造成了就业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引起了收入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就带来了生活的不平等，所以说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意义非常重要。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就在中国农村，这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只要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每户买一个电冰箱，买一台电视机就不得了，8、9亿农民，每人每年添两件新衣服，生产企业三班倒都来不及供应，全世界都羡慕这个市场。

　　其二，城市内部收入差别。城乡收入差别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别，比城乡收入差别更为敏感，因为人都愿意跟自己周围的人来比较。凡是闹事的主要都是城市内部的人，都是因为一些失业、医疗费等原因引起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城乡收入差别而忽视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别。

　　而这个收入差别怎么解决呢?首先要有工作，有工作跟发放救济费是两个概念，发放再多的救济费他还是认为自己没有工作。多年以来证明了我们减员的办法是不对的，因为宏观意义上减员并不增效，反而造成人员闲置、资源损失，并且一部分人还要养另一部分人。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用多种方式解决。其次，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金融方面让他们能够受到平等待遇。中国的民营经济企业家也要认识自己，要认识到对政府、社会来说，财大未必气粗，要有意识地做到财大气顺，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为社会公益事业出力。民营经济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地位会越来越高，浙江的经济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民营经济搞好了。浙江的观念不一样，帮人家推车送盒饭都是就业，所以意识问题需要在就业中长期解决。

　　其三，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开发西部的问题，首先西部当前的技术人才严重东流，挡也挡不住，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引进企业家着手。美国当初开发西部的时候，不是技术人员而是企业家先到西部的，企业家去了，技术人员也就跟着来了。但要想引进企业家，则必须把政府的诚信放在首要位置，要让他能够感到这里的投资环境比别处要好，不能采取捞一把是一把的态度。其次西部的开发需要做大原有经济中心，开发四川就是做大成都，开发贵州就是做大贵阳，经济中心形成以后，它的影响会向周边地区辐射。再者，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将扶贫和帮富结合在一起，帮富是起示范作用，目的是更好地扶贫。

　　厉以宁最后说，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领域，希望各方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