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对著名著名的油画家王沂东先生进行了采访。采访工作在中国美术馆的长廊旁进行，这是王沂东先生选择的地方，旁边有一片翠绿色的竹，我忽然就感知到，画家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一种田园牧歌似的那种意境的美。

　　在采访前，我看到了一幅名叫《闹房--吉祥烟》的画，整幅画面2米多长，人物多达十五个，表达的是农村的结婚的场景。我问王先生，为什么这幅画要叫吉祥烟，王先生说，在他的老家有一个习俗，闹洞房的小伙子，都要抽新娘点的烟，能抽到新娘点烟的小伙子，就有希望不打光棍，所以取名叫吉祥烟。据悉，王先生每年只画四至五幅，当问及原因时，王沂东先生说，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思索与构想，他会思索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成熟，他才会动笔。他思索的过程比画画的过程要多很多。

　　我们知道，有许多画家都属于高产，他们的作品几乎充斥了艺术品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以王沂东先生的作品在当下艺术品市场的高行情，他的画却很少见，说到此，我对先生淡泊名利，潜心创作的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态默默升起崇敬之情。我们坐的地方只有水泥石台，连放茶水的小桌都没有，如此一来，原本非常正式的采访，竟然变成了家常似的知心好友一般的聊天，谈话内容便仿佛浸着一股浓浓的情谊。

　　记者：好像一般画家在画人物肖像时都忌用红色，因为运用不当，会使整幅画面流于低俗，可您却大量的，而且是极其大胆地在画面上充分地运用了红色，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红色有一种偏爱?

　　王：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崇拜的颜色，中国人把红色当做吉祥色，或许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此，人们才向往着一种美好的社会环境。而且，红色是一种浓烈的色彩，它会给人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这是我从中国的年画借鉴而来。

　　记者：从您的许多作品中，例如：《沂蒙雨》、《新娘》、《闹房》等感觉到您一直是在寻找中国的本民族的特色，是这样吗?

　　王：是的，是这样。这和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工作有关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是82年成立的，我在那里教了两年的书。在那里，我接触到的民间艺术特别多，尤其是山东潍坊的木版年画，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山东潍坊的木版年画，它运用的色彩力量是很大的。

　　记者：当国外的艺术涌进国门的时候，有人嫌弃本民族的东西太土，所以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画家出国，或纷纷效仿国外的一些画派，去画一些抽象的东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我并不反对吸收国外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也在学习它们的一些绘画技巧。像前面提到的，我不仅喜欢用红色来表达画面中的人物，因为，那只是想强调红色，我还喜欢用欧洲的印象派中那种用光的表达法。2004年以后，我的许多作品采用的都是逆光，或者是强烈的阳光，目的就是想突出红色，然后采用中国的墨，把那种意韵融汇到画面中去。

　　记者：众所周知，您有两年的时间在美国学习绘画，在学习并吸收了外国的绘画艺术之后，你又有何感受?这对您的绘画风格有什么改变?

　　王：我87年到88年去的美国，但是，在美国的这两年中，我反而对追求自己本民族的那种信念更加坚定了。因为，在那里，我感触特别深的是，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没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国度，他们的绘画太年轻、太浅，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无法让人回味。不像欧洲，欧洲有千年的历史，有可以传承的东西。美国艺术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暴发户，有钱使劲忽悠，忽悠得全球都知道(笑)，但要是从底蕴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有特征的东西，还是非常有力量的。像中国画的用墨啊，民间美术所采用的用色、用线、用色块，可以说，墨、线、色、色块，这些都是经过时间传承、沉淀下来的。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等于是民间观者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一点点地在调整，调整到最佳的状态，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经典”。而这经典，它不是偶然才出现的，它是一点一点在变化着，并形成一种形象，这形象，若是再深一点说呢，整个审美的程度其实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一种审美特征，像中国人对红色的喜好，这种喜好，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另外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动荡，才会引起人们对美好的向往，若是平静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向往了。

　　记者：这也正是我想问的。从您的人物背景中的飞天、仕女图中，可以看出，您力图营造着一种中国式的情境，在写实技巧和风格上达到统一协调，可是，细心的观者仍然会发现，您试图对19世纪欧洲写实的画风来一个超越。

　　王：怎么说呢?开始学习欧洲的绘画，一心只想老老实实跟人家学，毕竟人家是有上千年的绘画历史，你只能跟人家踏踏实实地去学一些技巧。但是你的出发点，是想表现你本民族的东西，那样做并不是刻意的一种表现，而是你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你理所当然地受到这里的文化的影响，而那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你无论接受了多少外来的东西，最后你所表达的，总是要突出最具有自己本民族的特征的东西，特别是绘画的特征。这也是我力求做到，或者想表达的。尤其是在学习了别人家的东西之后，将学到的东西再融合进自己原来的东西里面，然后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东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这不是刻意就能做出来的，必须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流淌，一点一点的才能变得坚实起来。那些传统的东西，也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完善。这种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突变是革命的，而渐变是把自己的东西，跟周围的环境和接触到的各种信息，慢慢地揉在一起，而这只有细心的观者，才能慢慢地体会，并解读出来。

　　记者：在解读您的画时，感觉到您总是试图在写实的风格中，再去营造一个抽象的空间。

　　王：对，是这样的。我营造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情绪。比如我营造一个画面，制造一种情绪，情绪本身是抽象的，它是借鉴那个人物，通过那个写实的人物来表达这个情绪。就像音乐也是一样的，它在构思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有形象思维的，但表达的时候，却是借用了情绪，变成了一种抽象，这样，它就不受一件事，一个瞬间而左右，而是可以借鉴它来表达你内在的情绪，这样就要牵涉到选景、选人物、选时间、选服饰、选造型、选人物的动作，还要把这些合理地运用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人物画出来就完事，那只是第一步，必须要做到的。

　　记者：也就是说你得用很多的东西，才能把人物形象立起来。

　　王：对，是这样。

　　记者：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是中国艺术家一生的创作后盾。“您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而从外在来看，哲学与绘画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啊?还有，您所说的哲学是不是将中国古代的那些哲人，比如道家和儒家都包括进来了呢?”

　　王：我所说的哲学，是当初上学的时候，课堂上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越是大家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就越很容易读懂，它完全是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抽象出来的理论，那就是哲学。然而，哲学理论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自然状态，而不是故意造成一种理论，来套用这种东西，所以，我尽量让我的画面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平实，要很平淡，但是如果在你懂绘画以前，对艺术接触过，或是长期解读过，你会发现这种平实里面会有另外一种东西。这就像我接触过一些京剧的票友，都是很高水平的实践者或是音乐发烧友，开始我不理解，后来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好听就行，而是他们经过长期研究里面的内容，知道它里面的内涵，体会到里面有一定的难度，知道难度和高技术含量与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研究出了里面的味道，不是简单的喜欢就行，所以我说，波普艺术就比较简单，起名就行了，普通人都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谈深度了。像流行音乐和意大利歌剧，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现在好像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故意把一种简单的东西往高雅的艺术上面靠，把自己给包装得很精美，等到时间长了，才会发现很幼稚。

　　记者：但那是经不起时间推敲的。时间一长，就会露出破绽，人们就会发现那里面是空的。

　　王：可是，如今这种现象特别多，因为来得快，还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懂艺术的，他正好利用这种，来将自己忽悠出去。就像股票一样，最后都被套进去了(笑)，(当然这是指那些收藏字画的人)。

　　记者：每次读您的画，都感觉您的画像是一首悠远的田园牧歌，透着一种古老的诗经的韵味，您是刻意所为吗?

　　王：我表达的基本都是黄河以北的，北方的东西。如果说景色，我还是比较喜欢北方的冬天和秋天，那种苍凉的感觉，因为那种苍凉和人物之间会有一种矛盾，矛盾之间会有一种对比的力量，这种力量会造成一种反差，景色越苍凉，衬托的人物反差就越大。室内的大都是以我老家为背景，一些农村的生活场景啊，背景关系啊，总之这些都是从我老家发源来的。

　　记者：这是因为您生活在那里，对那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吧?

　　王：是的。我画的那些画，几乎都是来自于我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强烈印象。因为那个年龄对外界的那种好奇感，是反差最大的，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的变化都有所不同。那个时候，有人本身原始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它们之间交织而成形成了另一种思维。

　　记者：那个时段正好是世界观的形成。

　　王：如果是画画的，那段时间，会比较注重视觉的冲击，所以总结之后，我把那一段时间当做重要的阶段来发挥。因为我是随着我父母在部队大院里生活，但是我们住的地方离老家特别近，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住在一个村里，只要是周末，或者是寒暑假，我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有五个舅、四个叔，一回去可把你当回事了(笑)，他们会把所有好吃的都给你拿出来，正是因为这些，所以记忆里那段印象特别深刻。像《沂蒙雨》、《新娘》、《闹房》，都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象。

　　记者：您好像一直在用农民形象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一种宁静永恒的理想?

　　王：这也还是因为少年那段时光留下的记忆。我只是想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最深刻的东西。只是在用墨、用色上，来把握一种分寸，分寸高低是随着你认识的过程来把握的，而审美也是在分寸的把握中形成的。

　　记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您的那幅《深山里的太阳》。

　　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的衣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蓝色就是灰色，要么就是黑色，突然出现一个红色，特别鲜明，那种反差的感觉也特别大，一下子就会把你抓住。因为那个时候喜欢画画，所以留下一个印象，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就把那个印象紧紧抓住，然后通过人物形象来表达出来，往极端上走了一步。

　　记者：也不能说这是极端，而是那种印象融进了您的骨子里，无论岁月流逝多久，都不会忘记的。

　　王：特别是形象方面的记忆，特别深刻。

　　记者：这种印象可能会影响您的一生。

　　王：是的，以后的城市生活，几乎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记者：有人说，您总是在追求一种完美，这是因为您有唯美主义倾向，是这样吗?

　　王：我承认我是唯美的，任何事物，尤其是绘画，如果不追求完美，不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你的作品就很难留传下去，就很难成为永恒。

　　记者：您怎么看当前的一些流行艺术?

　　王：当你站在传统艺术来审视艺术品，那用墨，用色，你就会发现，很多流行艺术就是一种泡沫，当泡沫消失后，不会给人留传下来什么。而传统艺术，画面虽然平实，但里面的内容却是有另外一种内涵的，那种内涵，就是可以使作品，也就是使艺术长久留传下来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