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姓氏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时期，部落认同是个体生存的基础，姓氏符号就是宗教图腾。历史上中华姓氏曾经有过几千种，现代常用的还有几百种。随着社会发展与族群交融，姓氏已不再是等级身份的严格标志，但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姓氏理念还是传承至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表明姓氏的独特与尊严;“同姓三分亲”，成为社会交往的终南捷径。顺应当前的姓氏文化、家族文化热，家谱传记出版机构准备开办“姓氏文化寻根游学班”。

　　姓氏文化亦学亦商，古往今来姓氏典籍汗牛充栋，姓氏商品也畅销不衰。古有姓氏甲骨、竹简，今有丝绸、陶瓷。湖北回乡青年王光杰创设“姓铭堂”，十四片竹简上篆刻二十四句诗、中间一个祖宗像，产品畅销国内外，创意案例入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学术讲义。

　　每一个姓氏都是一个传奇，姓氏渊源、祠堂庙宇、迁徙故事、家规祖训、名人故事都充满趣味、令人好奇，在倡导弘扬传统文化与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学习姓氏文化知识、追寻先辈繁衍、创业遗迹，不但能寻根问祖、知其所源，而且能增进民族认同与爱国情感，为生活添乐趣、为社会造和谐。

　　我的老家是湖北孝感。东汉初年战乱频仍，原籍山东的董永随父流落到湖北，父亲得病后董永靠打长工维持一家生计，后来父亲病故无钱安葬，董永跟当地富户汤员外签了卖身契换得银两才让父亲安然下葬。董永卖身葬父的孝道善举传遍乡邻，以致天上王母娘娘的七姑娘都感动得下凡求亲，天上人间的“天仙配”传唱至今。这就是董孝子卖身葬父、孝心感天的传奇故事，孝感也因此而得名。我外婆家就在董湖村，文革期间我时常生活在外婆家，董永庙就成了我们一群童年玩伴的“百草园”。那时原本宏阔的董永庙只剩几堵残垣断壁，游客香火更是销声匿迹，草坟几座、竹林一片，斜阳夕照时外婆时常牵我走过，讲那孝子得善报、仙女下凡尘的故事。朴素的孝道意识在那时已经浸染我的心田。

　　走入社会以后，见识了等级社会的残忍无情;后来去深圳，见证了特区的繁荣发展，也领教了商业社会的尔虞我诈，深感当今社会如果要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回到人的文化，在西方是人道人权，在中国就是孝道公民。当然孝道文化的表征有很多，我是从“血脉至亲、家史传承”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切入的，加之从小读书就喜欢传记文学，所以我就提倡家谱传记。其实系统地说应该是“个人文化的传记文学、家族文化的家史档案、姓氏文化的家谱族谱”。

　　个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让每个老人都有一本回忆录，让每一家庭都有一部家族史。这是我们的倡议和愿景。传记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外名人无不立传，但平民传记却不多见。在上帝面前生命是平等的，帝王将相可以树碑立传、青史留名，凡夫俗子也不能轻如鸿毛、灰飞烟灭，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平民立传将蔚然成风。

　　家史记录一家一族之史，主要内容有家族渊源、人事年鉴、成败得失与文化传承、图片影集资料等。对比家谱的体例和格式，家史编修要自由得多，正所谓“清理书信和日记、翻检照片与影集、编写百年大事记、苦难辉煌重点写……”，将这些元素连缀起来就是一部家史了。我们倡导编写“百年家史”，百年正好五代左右，一是五代以内都是血脉至亲、感情深厚，二是年代不远脉络清晰，人物事件、图片资料易于了解与搜集。对家族文化的总结来说，编写“百年家史”是头等大事，因为目前很多家族历史、人物故事只以口耳相传，一旦老人们离世与资料散逸，再想搜集整理就困难了。在家谱编修中，我们也倡导先编百年家谱，即所谓的支谱或房谱，有家史做基础，家谱编修将很顺利，至于大的族谱自有各个姓氏宗亲会代劳编修。

　　总之，修谱立传乃民间优良传统，人生留书体现百姓基本价值。尽管从1949到1979三十年间传统文化遭到恶意贬斥与肆意践踏，但在中国老百姓心底深处，尊祖敬宗的意志还是坚如磐石，一俟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民间的祖宗祭祀、家谱编修、树碑立传又复萌回归。曾几何时，只有名人政要才能著书立说，但自新世纪以来，随着温饱问题逐步解决、生命尊严逐步觉醒，体现“个人价值与家族文化”的自由书写兴旺起来，我写我人生、我写我家史、我编我家谱成为时尚。在北京，中等以上文化的老人都有写书出书的打算，只要稍加引导或培训，老人出书、家族出书将形成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