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行旅图》系钱食芝先生遗作，创作于1915年。10米长卷。纸本。原捐赠于李可染艺术馆，由于条件因素，现存于徐州博物馆。作品画面峰峦叠嶂，逶迤连绵，林木葱绿，苍藤缠绕，溪流迂回，商旅驼队……气势磅礴。

　　文革时期，父亲怕受牵连，一边喝着酒，一边含泪欲烧爷爷的这幅遗作(上图 局部)，我一狠心抢了过来，可以说是劫后余生。

　　少年时期的李可染常到快哉亭看我爷爷他们作画，并表达出想随我爷爷学画的意愿，当时李可染先生大约13岁。我爷爷对李先生在绘画上的天赋十分欣赏，可以说我爷爷钱食芝是李先生在绘画上的启蒙老师。

　　钱家最早经营酿酒生意

　　我们钱家原籍江苏句容，世代经营醇酒行，从我爷爷钱食芝那代起才迁到徐州。由于爷爷经营有方，到徐州后我们家的酿酒生意兴隆，当时在徐州西关(现博爱街)有两处前店后坊的酿酒作坊，分别叫万和、万顺。此外，在南京升州路还有一间分号，名叫源和。因为生意上原因，爷爷经常南北奔波，喜好结交朋友。尤其在诗书画方面更喜欢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品评作品，切磋技艺。

　　爷爷原是晚清秀才，因为旧学的渊源，在诗书画方面都曾用心研习，并有相当深厚的功力。但是当时社会动荡，他认为自己只是个文弱书生，所以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于是将心思都放在了诗书画方面。

　　爷爷生前从不卖画

　　由于当时我家生意还算不错，就引起了一些坏人的注意。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在1922年，我叔叔遭土匪绑架，以此勒索巨款。然而祸不单行，就在筹款赎我叔叔时，我的太奶奶因惊吓而病倒，爷爷也因心急如焚，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年仅42岁。

　　爷爷去世时，我父亲钱书樵虽然只有16岁，但此时他身上的家庭负担突然重了很多，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依然没有搁下画笔。我的父亲自幼跟随爷爷钱食芝学画，开始时从临摹清代的“四王”(即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笔者注)的作品入手，研习清代山水画正统画派的笔墨技法，后又得到阎咏佰、李兰等名家的指点，他的绘画作品很早就得到了画界同仁的好评。在祖父去世后，他依然潜心创作，并且走出书斋，真正走入真山真水中，细心观察，实景描摹，创作了很多写实作品。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后人手中却没有多少父亲的作品。父亲生前，我们都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些儿女留下一些画作，但他总是说：“都是一家人，以后有的是时间画。”就这样，一拖再拖，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给我们真正画上一幅，但是朋友、学生、亲戚、邻居，包括贩夫走卒来索画，他却从不吝惜，有求必应，他常说：“秀才人情半张纸嘛!”

　　不过，我爷爷钱食芝和父亲钱书樵从来不卖画，就是在我家经济上出现困难时，有人来索画，我父亲也是将画作热情相送，不收分文。

　　李可染13岁跟爷爷学画

　　我家里挂的那副牌匾“情缘千里”是在2000年12月，由李可染大师的夫人邹佩珠女士书写。为写这四个字，邹女士前后书写了6遍才定稿，并请名家刻板。邹女士向我解释这四个字的涵义时说，从字面上讲，是说钱李两家分别居住在徐州和北京，往来不便，但两家人的情谊却是亲密无间的。更深一层讲，“千里”二字是“钱李”的谐音，两字相连蕴含着钱李两家亲如一家人。

　　说到我们钱家与李可染一家的情谊，还要从我爷爷钱食芝说起。当年，我爷爷与徐州书画界的同仁在快哉亭作画，少年时期的李可染常到快哉亭看我爷爷作画，并表达了想随我爷爷学画的意愿，当时李可染先生大约13岁。我爷爷对李先生在绘画上的天赋十分欣赏，称赞他“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子鹏搏上，余惭鹢退飞。”可以说我爷爷钱食芝是李先生在绘画上的启蒙老师，后来李先生到北京后又跟随白石老人学画那就是后话了。

　　我爷爷去世后，我父亲钱书樵与李先生也有过交往，但毕竟相隔两地，往来不便，李先生对我父亲则尊称为“学长”。1980年在徐州博物馆曾举办了一次钱书樵个人作品展，共展出了44件山水画作，可染大师为这次展览题词曰：“书樵遗作展。”

　　火盆里抢出《秋山行旅图》

　　我曾经为父亲举办过多次画展，1980年举办的那次画展规模较大，但是作品依然不全。前年，父亲生前的学生杨正伟、周长海等发起了为父亲圆梦行动，欲举办画展。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决心把祖父和父亲的画作出版出来。

　　但搜集父亲的遗作很费时费力，因为父亲生前从未给子女画过一幅画，所以我们只能向社会征集。又由于父亲生前把画广泛地赠人，所以各个阶层的收藏者可能都有父亲的作品。这样，工作量就很大，非常感谢父亲的学生们尽心尽力地四处搜集作品，这一年多来，已经收集到父亲以及祖父的遗作80余幅，其中精品有60多幅。

　　说到父亲和祖父的画作散落，也让我想起一段伤心往事。“文革”时期，父亲得知北京正在批判“黑山黑水黑画家”李可染，由为我们家与李可染的特殊关系，父亲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受牵连。为了使全家人平安地过日子，一天夜晚，父亲将整整一大箱的画作抬了出来，并且在旁边支起了火盆，他要将这一箱的书画精品都烧掉。这一箱的书画作品既有我爷爷的遗作，也包含着父亲一生的心血，还有他们父子两代人日积月累精心收藏的书画精品。我记得当时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含着泪，将一幅幅画卷艰难地投入火盆。当要烧我爷爷的那幅长卷《秋山行旅图》时，他真是犹豫万分，时时下不了手。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也是一狠心把画抢了过来，我说，这画我来保管，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这幅画就是后来经修复后收藏在李可染艺术馆的长卷，真可以说是劫后余生。箱子里的大部分画卷都被父亲忍痛烧掉，小部分作为“黑画”交给街道供造反派批斗。

　　晚年的父亲身体极度虚弱，长期卧床不起，大小便不能自理，由于他性格倔强，不愿麻烦儿女，经常几天之内都不进食，一直处于半醒半昏迷的状态，全家人此时也是无可奈何。就在这时，杨正伟(中国美协会员,徐州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前来探望，见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回家拿来人参，并煮水给父亲强行喝下，父亲终于清醒了过来。这种师生情谊我现在想起仍然非常感动。这之后父亲的生命又勉强延续了两天，在1978年11月15日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