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见到雷夫·约翰森,不管他是西装革履还是休闲打扮,我总感觉他像个整天与风浪打交道的船长,而不是瑞典最大企业Volvo的总裁。前不久,我在瑞典哥德堡市北郊的Volvo总部,对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优秀企业家进行了专访。
28岁就当总裁
下午3时,雷夫准时出现。也许是刚开完会的缘故,他一脸疲惫。“作为Volvo总裁,您觉得累吗?您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我开门见山。“我每天早上6时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还有许多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我一年有1/3的时间在外考察。”
今年52岁的雷夫是瑞典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1951年他出生于瑞典重要工业基地哥德堡市,其父列那特·约翰森曾是全球知名企业瑞典滚珠轴承厂(SKF)的总裁。雷夫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类机器,也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了不少企业管理的经验。22岁时,雷夫曾短暂地在Volvo当学徒,为Volvo164型轿车安装消音器。28岁,他离开家乡,成为胡斯瓦纳摩托车公司总裁,从此开始了高级企业管理者生涯。1984年,雷夫加入欧洲最大家电企业伊莱克斯,10多年里摸爬滚打,从部门经理一直做到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并获得一个绰号“洁白先生”。1997年,年仅46岁的雷夫衣锦还乡,荣任Volv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当时,瑞典商界权威的《每日工业报》用大标题写道,“Volvo找到了最佳人选”。
雷夫喝下半杯咖啡后,长出一口气,刚才的疲惫一扫而光。我接着问:“今年第一季度Volvo赢利9亿瑞典克朗(100瑞典克朗约合13美元),与去年同期亏损3亿多克朗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表明Volvo已走出低谷,全球市场开始复苏?”
“是的,我认为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已不再持续低迷,欧美的经济衰退几乎已到底部。”雷夫用手比划着给我解释,“Volvo去年还处于下降过程,现在已稳住阵脚,这突出表现在今年以来我们的重型卡车销量上。”他接着阐述,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企业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有增长、有衰退。优秀企业家能清醒地了解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在业务上升时期要抓住机遇、拓展市场;而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则对企业进行优化重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为客户提供更优秀的服务以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企业重要的是找准定位
“回顾过去10年,特别是您1997年成为Volvo的一把手之后,公司发展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认为,在全球化市场中,企业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利用自己的强项去和对手竞争,避开自己的弱点。”但就为了这看似浅显的“扬长避短”,Volvo经历了大风大浪,雷夫本人的声誉也曾一下子冲上浪尖,一下子跌入谷底。
1997年雷夫上任后发现,因为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Volvo轿车部的发展与整个集团的发展战略形成矛盾。为了保住“Volvo”这一瑞典人为之骄傲的品牌,使之继续生存乃至发展壮大,1999年1月,雷夫决定将Volvo的轿车分公司以500亿克朗的价格出售给美国福特公司。但是,“Volvo”这一名字不仅仅代表一个企业,它已与瑞典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因此,雷夫的决定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雷夫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但事实证明了雷夫决策的正确性。3年来,Volvo集中财力和物力,发展卡车、客车、重型机械等优势产业,先后收购了雷诺卡车、麦克卡车、三星重工等企业。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发展主业,Volvo现已成为欧洲第一大重型卡车生产商,在全球大客车市场中排名第二,其先进的船用马达、航空马达、建筑机械等产品也都深受欧美客商欢迎。
“Volvo兼并雷诺等卡车公司后,各方协作得很好,不像有些公司那样出现兼并后遗症。作为总裁,您的体会是什么?”雷夫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你制定收购计划时,你要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不能为了扩张而扩张,要制定收购后企业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一步步去融合收购对象。如果兼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而仅仅是扩大企业规模,兼并就可能失败。作为跨国公司的总裁,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各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尊重各分公司的企业文化,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融入Volvo这个大家庭。”
“那您最重要的管理技巧是什么?”“作为总裁,重要的是让最优秀的人才为您工作。要汇聚起一群敬业的人,创造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管理者应该是一名优秀的乐队指挥,指挥整个乐队通力合作,以博得最佳演出效果。我喜欢那些头脑开放、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人。判断人有时很简单,如果一个刚从国外出差归来的经理抱怨这抱怨那,说什么都不习惯,他一定不会成为一名好领导。相反,喜欢多元文化的人一定懂得如何与人合作。”
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
“在Volvo新世纪的市场战略中,中国和东欧被确定为最具潜力的市场,原因何在?”提到中国,雷夫显得很兴奋,“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我们的重型卡车销量正迅速增加,成为欧洲卡车向中国出口的领头羊。我们还会在中国合资生产卡车,这将是我们最为赢利的项目。”“我非常喜欢到中国去。记得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8年,当时最深的印象是,北京满大街都是自行车和中山装。此后我多次访华,深切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北京街头的汽车不断增加,自行车不断减少,人们的衣着打扮非常入时。我还发现,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有大量中国人到海外留学。年轻一代的变化更加明显,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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