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广泛受益。他们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一般都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发展中国家大量高技术人员向这些发达国家移民，填补了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高素质人才。这些国家的一些低技能工人由于企业转产海外而暂时受到冲击，也因为国家的培训和其他调整措施而将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不过，西方国家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赋予的机遇，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也心有不甘。

　　在劳工领域，西方国家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劳工标准的捍卫者，并希望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来“改良”发展中国家在遵守劳工标准方面的状况。减少贸易壁垒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必然要求。然而，西方国家却在贸易协定谈判中，加入涉及劳工标准的条款，一方面表明他们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设置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国家有意逼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甚至影响其主权领域的内容。此外，通过贸易这一热点问题炒作劳工标准和人权等，西方国家可以诋毁那些拒绝就范的国家，损害他们的形象。

　　当然，西方国家也不能忽视自己跨国公司的利益以及这些公司对国民经济所做的巨大贡献。所以，西方国家不会因为劳工标准问题而限制自己的企业利用全球市场，阻止全球化进程。

　　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体系内惟一的三方性组织，除成员国政府外，还有雇主和工人代表。社会伙伴对国际劳工组织的决策和行动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劳工组织内的工人组，主要受到国际自由工人联合会的控制。他们对经济全球化更多采取一种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认为全球化进程严重危及工人权利，强烈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工人利益。他们极力拥护“社会条款”，主张劳工标准应成为投资和贸易协定的内在部分，并全力推动国际劳工组织影响其他国际组织的决策。由于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没有话语权，他们通常通过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组织和参与示威与抗议活动，来施加自己的影响。

　　雇主组认为，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利大于弊。雇主同意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加强保护工人，但更多的是呼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保护知识产权，消除腐败。雇主坚持认为，劳工组织应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利用其独特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他们不赞同劳工组织介入其他机构负责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