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杨卓舒有些年头了算得上比较熟悉。在普通人看来，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然而鲜有人知道他有病，心理懦弱。

　　跟朋友吃饭聊天，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荤的、素的、雅的、俗的，让所有人感觉都不错，都非常好，以至有些人一段时间不跟他吃饭感觉到是一种失落。

　　“要是去政府开会，我感觉就是要审我，我就是盗贼、抢劫犯、走私犯、大烟鬼，反正是十恶不赦，游街示众，敲着锣，站在台上，撅着个屁股，寝食不安。一旦能找到人代替，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很爽、真舒服，觉得是逃亡了。于是当天晚上兴高采烈，吃也香，睡也香。”他如是说。

　　这种心理，如果按照联合国文教卫生组织的相关规定，他就是患有神经病。记者跟他开玩笑，这么说来卓达属于残疾人单位，还可以享受免税政策?

　　杨卓舒坦言，这个病态心理将伴随他一生。他从小家境艰难，老逃学。他说最怕听几种声音，就是军鼓、军号和小鼓。在东北乱葬岗几百年埋人的地方，晚上灵火一片片的，“因为父亲被打成极右派，从劳改农场放回来那两年，在那儿开荒，有人一给点好脸色，他又瞎说，又给整进去了，就扔下我妈带着我。那时我妈下放到一所中学，中午11点提前讲完课，领着我就往野外跑，就到松花江北岸七八里地的坟茔地上去种地，每走到那个镇子东南角的时候，是我们镇的小学，那里的军号就开始响起，我知道那不属于我，我是被排斥在外面的，受欺侮，所以老不停地逃学，直到现在一听到那个鼓声，我的眼泪还要流下来。”

　　杨卓舒还怕听小火轮的声音，每天军鼓、军号的声音刚响过不久，松花江的小火轮就响起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知道当年的火轮驶向何方，也不知道当年的乘客在哪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一个痛苦的少年是在那个环境下生存的。”

　　他从小就养成了这种非主流、叛逆的性格，心理十分怯场和懦弱。体育课、音乐课一次没上过。他害怕听一首歌的歌词：“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试探着往学校去，本来至少起早了一个小时，用了3个小时才到了学校，东躲西躲的，一步步，像上刑场似的，然后正好赶上学校传来这个歌声。到现在只要一听还受不了，心里像刀扎一样。

　　童年影响了他的一生，内心的煎熬太大。他说小时候就看过《基督山伯爵》，20来岁刚到某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又看了一遍。前一段时间，又看，想起书里主人公的一句话，“要报复就必须和上流社会打交道，就必须有勇气把自己变得跟上流社会的人一样卑鄙。”

　　但他说，他还是没有卑鄙的勇气。他能跟杀猪的、卖肉的、修自行车的、修鞋的、送石头子的、工地民工搂肩搭背，都能成为哥们儿，但跟官员交往就费劲，除了少数情投意合的朋友。

　　为此，他手下一位副总就成了他的形象代言人，所有的荣光都让那位副总去享受。

　　杨卓舒说，这其中的各种滋味别人很难体察到，很遭罪，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