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远明并不认为自己是 一个企业家，起码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他认为叫企业领导人更贴切。他说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循着许远明带领华安集团摆脱困境的轨迹，也着实无法把他的行为归结为企业家行为、作为归结为企业家作为。甚至，你无法把他表现出来的政治家的勇气、思想家的睿智、企业家的理念、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做哪怕是丝毫的角色拆解，拆开了就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也就是不客观的。

　　许远明角色的特殊性取决于他承担使命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尤其是地处偏远山沟的国有大型军工企业，其体制是无法用现代企业理论来诠释的。从社会学意义看，这种先建厂后成区，具有完整行政要素又企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更接近军政合一的藩镇;从偏远的地缘位置上看，相当程度的闭塞会更容易形成落后的、血缘的、家族的各种裙带关系或谓封建意识，虽不谓春风不度，但闭塞是无法改变的;从企业文化上看，更接近屯垦戎边的文化，加之长期的职工主人翁意识教育形成的“主人”意识和改革大潮的澎湃冲击，这里的制度，这里的社会意识、职工意识、公民意识以及它的偏僻性和相对独立性决定这里只能成为时代发展的角落。

　　所以，这种几近崩溃国有企业面对的不仅是简单的体制问题，而是复杂的历史的综合的社会问题。所谓的转制，所谓的剥离企业办社会，对这样的企业而言，有些幼稚。

　　许远明用8年时间把一个可拍摄荒魂野鬼片外景地的厂区变成了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把一个拥有3000多名党员的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变成了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把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落后的社会角落推上了历史时代发展的潮头。可以说，每一丝变化都是历史性的、时代性的、标志性的。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用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的标准、用迅速融入市场大循环的能力等优秀企业家的标准，都无法准确地表明许远明的特殊贡献。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的政治家角色、思想家角色、企业家角色和中央企业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角色是如何如此的统一。

　　虽然许远明精神不等同于企业家精神，然而，国企的改革与发展却不能离开这种精神。转型期的历史代价取决于他们这样一批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正因为许远明精神的核心是共产党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使他具备了不畏牺牲的勇气和战无不胜的信念，使他能够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使他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擎起发展的旗帜。

　　所以，关注许远明精神的意义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