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企改革已进入以产权重组与突破为核心环节的根本转折期，为健康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应格外注意防止如下几种倾向，以避免干扰和延误改革与发展的大好时机。

　　一是简单化倾向。就是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简单地理解为“一退了之”甚至是“一卖了之”等。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对于战略性调整来说显然是一种损害。反过来，那种认为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进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所有“退”的行为、“卖”的行为，将其认定为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恶意侵吞国有资产，并形成一个坐拥巨资、商政人脉深广的俄罗斯石油寡头那样的经济集团，也是一种危言耸听的简单化，一旦扩大为对整个国企改革(包括民营企业介入国企改制等)都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就更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倾向，应予遏制才是。可见，简单化会导致人们背离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忽视事物运行的复杂性，放弃应有的尺度，从而成为错误或失当的行为主体。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应当缜密从事，同时也要注意不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因为一旦迷信，就会偏执于简单化。许多事情原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有些做法也并非都那么灵验万能，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偏差或者难以自圆其说，以致或这或那地影响到战略性调整的质量与效率。

　　二是绝对化倾向。绝对化的倾向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也有所存在，比如硬性要求一切国有企业当下就从竞争性领域中不分轻重缓急地统统一并退出。从方向上来讲，非“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确确实实迟早会以改制退出为主，但并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所有国有企业都必须完全退出或者迅速退出。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其社会关联度很强，操之过急往往会危及就业与社会稳定等，反而事与愿违。因此，“区别”始终很重要，而科学地区别不同情况，并相应采取不同对策，做到“进而有为、退而有序”，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运作水平和理性态度，应当大力倡导。一概禁止非国有资产进入“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也是一种绝对化。而事实上，在社会经济生活当中，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我们可以看到，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非国有产权主体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已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巨大空间，从而使得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之间的相互融合性越来越大。如浙江杭州湾的跨海大桥这样原本进入门槛很高的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总投资高达118亿元人民币，而民间资本却占将近一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多种资本融为一体的混合经济型项目。可见，绝对化的认识不仅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包括战略性调整的推进，而且也是完全脱离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以及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三是短期化倾向。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也要注意只有“调整”而没有“战略”。有些地方为了尽快甩包袱、解除国有企业的困境，就盲目地乱搞一气，结果钱分了，一些富余人员暂时分流了，但改制企业的经营状况却不见好转，依然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实力。最终，分流安置的钱花完后照样还是要纷纷回过头来找“组织”、找母公司、找集团公司乃至政府部门“解决问题”。这种状况表明，在实现战略性调整中，我们必须有真正的战略意识，否则就可能留下后遗症。因此，要有效地推进战略性调整，则必须将企业改制包括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与竞争力战略以及其他发展战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搞清楚改制企业到底有什么或者如何培育竞争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搞清楚其可持续发展的支点究竟在哪里;只有在正确可行的竞争力战略及其他发展战略的覆盖下，辅业改制乃至整体改制以及产业定位、产品开发、市场份额的谋取等才会获得战略罗盘的指引，不至于搞短期行为，从而使战略性调整真正到位。

　　事实上，国企改革以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何以无法一蹴而就、无法在短期内完全奏效马到成功?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包括现有资本市场容量决定了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长期化进程，而且，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为年深日久的积重难返所致。当然，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随着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国家宪政规则与制度演化秩序的逐步到位以及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各项配套改革的逐步推进，我们对国企改革以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毕竟可以更有攻坚必胜和适当提速推进的信心。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搞急功近利，而应继续作出持久的努力，以确保改革的质量。

　　四是浅表化倾向。浅表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验化或者经验主义。经验是非常珍贵的、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只凭经验思维或办事，不讲究理性科学，没有哲学洞见，就可能流于浮表。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一些成功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更为深刻、厚实的理论装备和学术支持。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视野内很少能看到有人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包括“退出”与“集中”等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透彻的，为不断深化的改革与发展实践所极为期许的理论创新，包括跨学科的交汇与突破。在分外鲜活、生动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当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已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关涉全局的社会性运行活动时，更加亟须有高度的理论和方法论加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