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综合开发模式引起关注的地方不在于一个企业把一个村庄变成了城镇，而在于在中国推进城市化道路上，有些重大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抉择。

　　城市化推进的进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我认为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林毅夫总结的、制度经济学所说的，需求诱致型的变迁;另一种就是强制性变迁。所谓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我认为就是在政府推动下，强制性的拆除或者是强制性的迁占征收土地，然后把农村土地变成城市开发用地;另一种所谓需求诱致型，就是把农民的需求和企业的需求结合起来，逐步把农民变成市民，农村变成城市。这种制度的选择中，到底用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来推动城镇化进程更好，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益分享的选择。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整个利益分享倾向了开发商、倾向了企业、倾向了市民、倾向了城市，而最大的受损者我觉得就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真正的失地农民不用说变成市民，长久的、可持续的生存能力尚没有保障。当然从制度上来说，是我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但从当前来看，是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第三个问题，从三联开发引发的思考，是我们在进行城市开发过程中，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开发模式，开发主体现在应该是谁?到底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在开发模式的选择上是政府推动、政府操办，还是让市场推动、企业开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通过企业的市场化运作，真正突破城乡两难的制度障碍。现在这种城乡两难的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我觉得停留在领导讲话上，“要城市返哺农村、工业返哺农业”，或者是“是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但是要真正变成城乡一体的制度设计，我觉得还有非常远的道路，这也是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有关的，我们应该研究这种制度的障碍究竟如何才能突破。比如说，像三联选择的这种把农民变成企业员工、把农村变成市区，这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内做的一种制度选择，但是把它变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城乡两元的障碍选择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应该关注的。

　　第五个问题，改革创新和政府规划这个矛盾怎么来解决。实际上这种模式的选择就是一种改革的尝试，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模式、这种创新应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如果它是合理的，就应该把它尽快变成一种新的制度。

　　董黎明(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导)

　　城市的综合开发是一个发展方向，首先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它至少体现四个优点。一是有利于实施贯彻城市的发展规划;二是有利于统一对农民进行安置，小片小片的开发比较难;三是综合开发有利于基础设施的配套;最后就是综合开发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它可以形成规模经济。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主要是协调包括贷款、金融在内的需要协调的问题，其他都由开发商来操作。所以这个模式在国外早有成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还要研究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这样在继续探索方向的时候就可以事半功倍，少走弯路。

　　王忠明(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现在的改革发展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谨防小农意识。要把9亿农民都改造成现代化社会的主体，成为真正的市民，并不是仅仅靠空间转移就能解决的。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不断改革规范的问题，计划经济就是一个规范问题，经常被否定之否定，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曲线。所以在我们现在城市化建设当中，小农意识事实上已经影响着我们对于所谓城市化概念的深刻理解、深刻把握。城市化不完全是靠空间堆出来的，并不是靠水泥、钢筋堆出一个城市来就叫城市化。我认为和谐社会的本质应该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对接。如果住在城里的人也都是农民，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如果我们的农民住到城里以后，并没有很好的就业出路，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

　　我觉得城市化可以适当的先于实践，但是无法替代实践进程。三联的开发刚刚开始，三联在城市化战略规划方面有它的贡献，其思想价值、理论分析价值都有待认识，但绝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终点，这只是一个阶段的成果。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难题，一个是农民利益问题，一个就是土地问题。在农民利益问题上，我觉得三联集团不仅承担了企业应该承担的，甚至把政府应当承担的也给承担下来了，实现了企业和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协调。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推广，关键要有一个标准，通过这个标准能甄别哪些企业是把房子盖了卖了就走了、哪些企业是各方面做得比较好。

　　黄小虎(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党委书记)

　　关于综合开发模式我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一是从企业层面，一是从政府层面。这两个层面又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还处于逐渐发育的阶段，对于企业来说要特别提高警惕。“综合开发模式”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的发展要规划，按照规划进行投入、实施，这里有一个模式选择问题。事实上，政府本身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在变化。所以这要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范恒山(国家发改委体改综合司司长)

　　走现代化的道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现代化，现代化的难点就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中间，又涉及到与农民相关的两大难点，一是原来作为农用地的一些土地怎么有效开发。二是怎样把农民稳定地安置下来，不要说把他们变成城市的居民，首先使他们在失地的情况下，能够稳定地生活下去，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难点。济南的综合开发模式，在解决现有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觉得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把土地的开发同国家特别是政府有效的调控结合起来。

　　第二，把开发同解决农民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存这个问题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怎么解决农民的失业、失地又失保障的问题。现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农民处于“三无”、“三失”的状况。综合开发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解决了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由于城市的优先发展和其经济实力，应该说到了在适当的程度上用适当的方式给农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以某种支持的时候了。

　　第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把综合开发同有效推进城镇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这个符合我们国家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