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大的梦想是希望通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步伐。而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要妥善解决好‘三农’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处理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三联集团董事长张继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当初三联进军房地产业的时候,恰逢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中国房地产由此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有人认为三联“赶巧”了。而当张继升以大盘开发在中国房地产界独树一帜的时候,又恰逢“城市化”热潮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席卷而过,“城市运营商”这一崭新的概念也在近几年成为业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时候张继升提出“造城”的开发理念。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张继升就开始密切关注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当时他认为,住房分配制度的非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市场化流动,而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实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市场化配置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人才才能够自主择业,在各城市、各单位间自由流动。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张继升认为,福利分房改革势在必行。 他当时断定,中国内需拉动的最大引擎是城市化。原因有二:
首先,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40%以上的平均水平。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却由短缺经济转向了过剩经济。同时,农业市场化程度低,全国城镇总人口虽然已增加到了3亿多人,但依然是三个农民养活一个城里人,即使农民有的卖,又有多少有效需求?张继升当时就判断:在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用于购买农副产品的价值总量是一个定量,而要创造更多的价值,根本就在于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而无论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实际都证明,城市化与市场化恰恰是统一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要发展,城市化是根本途径。
其次,城市化发展后,大量农民进城既会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因为当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后,第三产业就会创造出更加细分的就业岗位,产生更加丰富的生活需求。而纵观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特征的。张继升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以农村住宅每户占用二分地计算,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栋别墅的用地。如果农民住到城里来,三口之家可能只需要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宅。”
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必须与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统一起来,否则农民进城后因为居住问题造成的土地浪费将更大。张继升怎么做,才能让原本是满足城市居民居住功能的房子也适合农民?
“造城”,并不仅仅是建造那么简单。这里面的深层次含义是“创造”。为消费者,创造一种生活方式;为失地农民,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为济南南部山区,创造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城市次中心;为正在快速发展中的济南,创造出一种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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