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城市化跟工业化不同步，表现在哪儿?表现在我们的工业化不允许农民进城。改革开放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农民进城怎么解决?要靠城市化。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当中，有两个现象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城市化当中，按道理应当安排大量的就业，但是有的地方是失地农民住二层的小楼，但是没有工作，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另一个就是城市化当中农民出现了“种粮无地、上岗无位、就业无门”的现象。由于和工业化脱节，有的地方城市建成以后，有城无市，有城没有人去住。

　　要科学地推进我们的城市化，关键是要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公平。政府征收土地有公益性的，有经营性的。这两个原则怎么来运用，公益性的有一个管理交易原则，经营性的还有一个市场交易原则。但不管怎样，必须利益均担，开发商、政府、农民要三赢。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提法。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点最近有很多讨论，从最近的讨论来看，再结合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强调“五项统筹”，为科学发展观奠定政策框架的时候，他在开幕式和闭幕式讲话中两次强调，充分肯定整顿地方群众和地方干部的创造，尊重他们的经验，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2003年中央开始刹第二轮“圈地运动”歪风以来，查出十多万土地违法案件。这两个方面对比起来看，济南城市综合开发这种方式应该说大致可以归为前者，它是地方干部群众、地方企业创造的一种相对能够形成和谐社会的经验。它怎么会在这样的城市化中间把这么长期难解的矛盾化解掉。一说这事我就有兴趣;因为三联的阳光舜城所在的土屋村我知道，那儿的矛盾我多多少少了解过一些。所以我觉得能把这种矛盾处理好，就是一个很值得分析探讨的问题。至少能把过去很多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不能解决的矛盾用某种新的方式也许能解决。

　　任何一种从原来的传统农村制度向所谓现代城市制度的跃迁过程中间，到底什么利益集团是制度跃迁的主要动力，在原有传统农村制度框架之内，他们主要的制度诉求，或者他们不能满足的到底是什么?只有他们的要求被满足，才能构成新的制度安排的条件。制度经济学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的道理，无外乎是在讲制度变迁是怎么发生形成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基本框架的时候已经提出过，我们长期以来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够尊重地方创造。

　　你(指三联集团—编者)给农民解决问题，等于是整村开发，跟现在扶贫办提出来整村扶贫这种方法有相似性。企业一次性把土地的综合收益得到了，同时一次性地把长期以来农村、特别是城郊农村解决不了的问题给农民解决了，这样双方都得到了一个共赢的结局。我想，也许这一次提出的开发模式，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解决郊区农村的办法。按照以往的模式，过去就算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地价，也有一个把补偿费花完的问题，这已经有很多案例说明了，农民住的是两层楼，但是无业可就，成为住楼房的贫困户。类似这样的问题，好像不能单纯地用一种市场决定地价来解决，这样做恐怕有点问题。

　　再有，按照诺斯的理论，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它所追求的无外乎是租金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因此对于我们现在的政府政策来说，无外乎也是追求这个，因此也许这里面蕴含着相当多值得我们分析的问题。以这些分析来考虑如何进一步修改我们的制度、完善我们的制度，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