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性来体现。因为经济全球化使资金、人才、技术等稀缺资源的流动空间不断扩大，流动自由度增加，流动的速度提高。这些经济资源几乎受到各国各地的欢迎，他们在哪里落户，就会为哪里的经济创造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好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提高本国资源的效率，而且可以吸引国际经济资源。各国、各地之间的竞争从表层来看，是争取经济资源的竞争，进一步看是市场有效性的竞争，是公共环境水平的竞争;从深层次看则决定于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政府效率。因为能创造市场环境的责任主要在政府，投资者对投资地域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对不同地区、政府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政府改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一个关键。由此，政府管理体制和行政方式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最为直接和突出。

　　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由自由裁量的治理体制转变为基于法制规则的治理机制，由闭门操作的治理方式转变为公开、公平、公正的治理方式。

　　从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形成内在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在政府，难点又是如何妥善处理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提供政策、法制框架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企业则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以效益为目标创造经济增长;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提供信息、沟通、自律、公正等服务。三者各自就位，相互协调、互动，才能形成区域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实践证明，试图以政府的力量取代企业创造力的做法都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政府和企业是现代社会两种最有力量的组织机构，划清政府和企业的财产界限和权能边界至关重要。企业的行为必须受法律法规的制约，但政府必须承认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利和独立的市场地位。只要依法经营，企业内部性的事务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企业行为中的那些外部性影响即企业自身有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领域，比如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环境保护、生命安全等这是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利用经济、法律、技术法规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切实干预的领域。就是说，需要政府调控的是市场作用涵盖不到的领域，如总供给、总需求、社会保障、城乡和区域的均衡发展等;需要政府监管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公共产品、公用事业、劳动关系等等;需要政府干预的是有内部效益但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领域，如资源、环境、土地等等;需要政府投入的是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例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政府对企业更大的影响力则在于它所设计的体制、框架和政策环境，而不是介入竞争的过程。

　　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仍无处不在，即使在政企分开的情况下，政府依然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影响企业的行为。因为再大的企业也只能在政府制定的体制、法律和政策框架内活动。例如政府的税收和会计准则、利率、汇率和外汇政策、关税和进出口政策、环保和安全法规、专利、卫生和技术监督政策、市场监督和资本市场监督规则、反垄断和竞争政策。市场准入和工商注册、社保和劳保法规、政府采购和土地使用以及法律法规对失信者的惩处等等，都直接影响从股东的决策到董事会的经营决策，到企业的开发方向、财务政策、市场战略采购和生产组织模式、融资方式、国际营销、人力资源开发等各方面。但是，这种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却与政企不分式的行政式干预有本质性的区别。

　　有效率的市场一般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市场要素的吸引能力，二是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政府能为企业做的就是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培育功能齐全的中介服务、打造企业能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环境。如市场进入和退出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诚信环境、金融安全和融资成本，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企业对政府和办事机构的非正常支付，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监督的规制性、稳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等等。

　　当前，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关系中国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科学的发展涉及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增长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集约型社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法制保障等等。这完全靠市场主体和市场自发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必须发挥政府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中的特殊责任和积极作用。为此，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在进一步搞好经济调节、社会监管的同时，切实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保障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代替的政府社会管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