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一个大事业。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他提出,我们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不能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干下去,为了使各项改革能顺利的推进,他提出,不搞争论,这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国有企业改革是各方面利益的调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涉及利益的层面会日益深刻和广泛,这样对改革项目的提出、改革措施的实施、改革内容的深化,涉及的利益不同,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总结2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魏杰认为,当前国有企业的总体改革思路有两个要点需要强调。
他认为,一是国有经济仅仅存在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不属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其改制的方向是通过资产重组和市场优胜劣汰等方式退出去,走非国有化的路子。也就是说,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制,不是让它们仍然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而是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其发展方向是非国有化。
二是即使是属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不再搞独资国有企业,而是推动股份制,充其量是国家控股,当然包括绝对控股(例如51%)和相对控股(例如20%左右),从而充分发挥混合经济的作用。也就是说,属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其改制的方向是股份化,例如现在我们对于四大国有银行的改制方案,就属于这种思路。独资国有企业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因而我们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是必然的,即使是那些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的企业,也都必须对其集团总部进行股份化改制。股份化不仅是提升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国有企业效益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这些企业适应国际化的要求。
魏杰提出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和股份化改制思路,在现实中需要解决下述五个问题。
首先,有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因为无论是非国有化,还是股份化,都需要对现有国有资产定价。如何对现有国有资产定价?国际惯例是任何资产都同时有两个价格,一个是管理价格,即管理资产时是价值方式管理,因而有一个管理价格的问题,一般来说,管理价格是由投资数量决定的,称之为投资成本法;另一个是交易价格,即资产要买卖时有一个价格,交易价格由资产的赢利能力决定,称之为资产收益法。我们现在的非国有化和股份化是要确定国有资产的交易价格,因而应该采用资产收益法,但我们在实践中却坚持投资成本法,从而严重阻碍了非国有化和股份化的进程,应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资产的负债问题。因为现有国有资产身上都有负债,都需要回答负债如何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负债问题?国际惯例是债务跟着资产走,即收购资产,当然承担债务。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国有资产不是负债问题,而是债务负担的问题。负债和债务负担不是一个范畴,负债可以跟着资产走,但债务负担不能跟着资产走,因而我们要将债务负担转变成债务,然后让债务跟着资产走。
第三,员工身份转变问题。因为在现有国有企业中,员工与企业是国有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而非国有化和股份化后,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将不再是国有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员工身份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原来的企业对员工的无限责任转变成为企业对员工的有限责任;另一方面是从原来的企业对员工的就业终身制转变成为企业与员工双向就业选择关系。
第四,企业办社会问题。因为现有国有企业办了不少社会,例如办学校和办医院等,而资产的功能是追求增值保值,并不承担社会功能,因而非国有化和股份化要将国有资产身上的社会功能剥离掉。现在剥离的办法是无偿将社会功能划拨给地方政府,例如将企业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无偿交给地方政府,但现在难度较大,地方政府不愿意接收。我们认为,应该在转交企业办的学校及医院中可以给地方政府以应有的补偿,同时也可以对其中一些能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搞产业化和市场化,例如可以将医院市场化和产业化,走医院企业化的路。
第五,退休金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原来由企业承担的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转向由国家承担,不再由现有企业承担。退休金是职工能劳动时候的积累,这些老同志辛苦了一辈子,应该有退休金,不过,因为原有体制,这些劳动积累不在企业中,而是被国家拿走了,因而应由国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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