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古井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进行关于改造企业、改造自身的实践。譬如1995年提出“五个失误”，1996年“做合格古井人”大讨论及2000年“我们都是商人”活动，2001年机构、人员、薪酬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对此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近来又进行一次更为广泛深刻和持久的“批判与再造”活动。作为企业的掌舵人，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活动的?

　　王效金：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什么?我认为，最可怕的是传统观念、传统势力。如果传统观念不能突破、传统势力不能打破，任何社会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任何企业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古井步入市场多年，虽说已经“剪掉了辫子”，但“剪掉了辫子，并不就是真正的革命党”——古井算是真正适应市场，真正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吗?应该说还不是的。我们的思维、观念、行为、方法，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还缺乏真正现代“商人”的意识、思想、行为和方法。

　　譬如在今年活动中我们反对“三个主义”的问题，即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这些错误原本是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的一种痼疾，然而如果不下大力气加以清除的话，我们的新制度、新理念、新文化就无法立足、无法巩固与发扬。

　　在批判中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都是一种扭曲、变形的权力，是一种变了味的权力意识。过去我们国家是一个以政治为主导型的社会，社会生活单纯地依靠政治权威来治理和管理，过分地信奉、尊崇权力，这样就造成了大家都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权力的主体，用劳动者“权力主体”的概念弱化了其“利益主体”的本质，不能把由职业和职责而带来的权力、利益和义务、责任很好地统一起来，只看到了权力、只愿享受利益，而不愿也不想负起责任，履行义务。正是这样的一个特定环境，给那些“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及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供了孕育和发展的“温床”。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本位”思想是我们塑造“商人意识”的最大障碍，如果不全力破除，那么不管播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长出来的都是权力意识非常浓厚、“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的权力占有者。有一些人把自己的职业、身上的职责当成一种特权和权位，一种扭曲的为自己谋取不合理利益的手段。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会不顾原则规章、不按市场诚信法则，对工作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再加上中国社会重道德、轻规则，它要求人们的道德要高尚，而不注重用制度或规则去约束人。由于重道德、重伦理，导致了人与人之间过分讲究关系、突出情治、弱化法治，管理上存在软化和随意现象。因为过分突出“好人政治”，突出“圣贤楷模”，不重视法治与规则，过分的强调“情治”加“严治”，容易造成管理上的人为弹性，出现工作中的主观随意性，最终导致管理上的自由主义、工作执行不到位。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温文尔雅的改革”能奏效吗?不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再造，我们能顺利走向现代化，与全球经济相接轨吗?

　　所以我希望，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古井员工要把“批判与再造”活动当作日常的工作、日常的行为习惯坚持下去，不断梳理自己、审视自己、检讨自己，不断地进行“洗脑”，使之真正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