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沉寂多年的古井和您,突然之间向社会宣布“古井,从批判中求得新生”,是古井出问题了?还是古井在进行什么炒作?因为从历次的全国人代会期间与您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古井虽然进行一些调整,但其发展势头仍然强劲,数年来仍然稳居我国白酒业的前列。
王效金:这些年来,国企之病、体制之痛、机制之弊端,一直在困扰着我。虽然难以突破,但更缺乏突破的勇气,总幻想绕过体制来做,力求把古井的机制搞活,为此经常给大家讲“梨子的故事”。殊不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国有体制的弊病是绕不过去的,即使一时有效,机制也难以真正活起来,企业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1989年也就是在我担任古井酒厂厂长两年之后,全国白酒销售不畅、经营效益大幅下滑。当时的古井酒厂在同行中只能算是“小字辈”,形势更加严峻。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提出“降度降价”,使古井一跃成为白酒行业前三名,经营效益年年翻番。也正是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古井出现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面对问题,身为古井的“掌门人”,我一直不停地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虽然一直注重从战略上指导企业,但没有更具体地告诉和教会大家系统的方法论,也忽视了必要的检查指导。由于系统支持不到位,因此古井存在着执行力度不够的现象。重战略,忽视战术,使战略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治理企业的过程中,我虽然强调了从严管理、管理到位、建立有效的委派系统,但由于我只强调了对结果的考核,而忽视了目标和过程管理;过多地强调了“以业绩论英雄”,而忽视了对流程、程序的系统控制;强调抓住关键环节,而忽视了整体力量的协同,致使某些方面后劲不足,出现发展中的“四大瓶颈”等问题。
大家庭观念、效忠精神是我多年一再倡导的,在古井艰难行进的历程中曾发挥巨大作用。由于没有赋予其新的内涵,又过分渲染了,反而成为古井发展进步的障碍。
大家庭观念、效忠精神,本身并没有错,今天仍要坚持、倡导,关键是倡导什么。古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实体,是由若干个岗位、单位、公司构成的,是由充满活力的员工组成的。我们要经常思考的是:今天为这个大家庭贡献什么?明天为这个大家庭留下什么?怎么立足岗位、奉献岗位,怎么为岗位工作的改进改善出谋划策?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上阵还是亲兄弟,打仗还靠父子兵。这种浓厚的封建意识,减弱了企业的辐射力和向心力,使古井的人才拓展受到限制。有时在任用管理人员时,古井本没有这种素质的人才,也硬赶鸭子上架,把二三流人才当一流人才使用,使企业蒙受了损失。
我对古井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于1997年就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并着手“四大结构调整”,提出“摆脱1989年成功的阴影”,进而提出“解决暴发户的心态”,历经4年的时间,虽然初见成效,但由于决心不大、力度不大,犹豫彷徨,治表不治里,这些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顽疾”犹在,尤其是改革缺乏系统解决方案,绕来绕去,触及本质不够,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行为继续盛行,而好的东西受到抑制,甚至丢掉。
记者:您是一位负责任、事业心很强的企业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您会义无反顾地去努力,而且一定要达到目标,但是就目前国内形势看,国有企业的弊病仅靠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团队,是有很多实际问题无法逾越的,那么您和古井提出:“从批判中求得新生”,可能是古井,也是所有国有企业今后进一步改革和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所要做的铺垫,或是寻找到的新途径。
王效金:十几年的企业经营实践让我懂得:在中国,企业家是苦行僧、是布道者,而不是救世主。他要完成布道、修行的使命,就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自律精神,就必须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为国家服务的精神、为员工服务的精神、为顾客服务的精神、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也为自己负责的精神。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我对我的人生信条将永不言改,矢志不移。
作为商人和古井的带头人,我决不会为现实的困境和流言所屈服。无论任何场合、任何时候,我都会为作为古井的一员而骄傲,为得到大家的支持而欣慰。我坚信,机制问题迟早是要被冲破的,作为企业家,应该让自己的企业做好准备。古井正在这样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