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短寿宿命
——冲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迷宫
自正式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渐放开了对民族工业的保护,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企业的成长性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企业如何超越短寿宿命,实现持续成长?
自爱迪思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为人们广泛接受。该理论指出,企业必然经历一个从产生、发展、壮大到逐渐衰亡的过程,就如同人必然有生老病死一样。企业界的实践表明,企业生命周期确实存在,并已经成为一个定律。尽管世界各国都存在着少数诸如瑞典斯托拉公司(700余年历史),中国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美国杜邦公司(200余年历史),芬兰诺基亚公司(100多年历史)等“海龟”型的长寿企业,短寿仍然是绝大部分企业的宿命,长寿则是企业“物种进化”过程中的稀有现象。
有资料显示,跨国公司平均寿命为40-50年,欧洲与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5年。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的平均寿命则不超过40年。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4年,企业集团的平均寿命为7-8年。无论是以跨国公司的平均寿命作为企业的一般寿命来衡量,还是以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来衡量,我国企业的生命力都十分孱弱。据国家权威部门评估,全国具有高成长性和渐进成长能力的企业仅占3.32%,加上中国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对各行各业的强劲冲击,中国企业如果不及时提高自身素质,平均寿命恐怕还会缩短。
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何以如此短寿?如果说,如同人的生命必然枯竭一样,企业最终的衰亡是必不可免的,那么至少中国企业是否可以超越目前的短寿宿命,实现至少40年的“长寿”?
一、企业成长相关理论的演进脉络
在企业成长理论的相关方面,学术界已经作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
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分工和市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斯密有关分工的理论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的原理被认为是分析企业成长的理论渊源。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1年在他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法国经济学家吉布莱特1931年在其代表作《非均衡经济学》中提出了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的观点。吉布莱特强调,企业的成功与否是一个概率事件,并不能完全由企业自身控制。科斯(Coase,1937)的交易费用理论及此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对企业的边界及产权安排问题进行了革命性的分析。科斯认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科斯还指出,“倾向于使生产要素结合得更紧和分布空间更小的创新,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彭罗斯(Penrose,1959)则在其成名作《企业成长理论》中提出了企业成长的管理约束导致的企业阶段性成长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企业成长方面的理论有了长足发展。爱迪思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为企业如何从内部适应企业自身生命力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指南。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力结构竞争模型和竞争战略理论则着重解决了企业如何面向外部环境变化选择产业以及适应产业生命周期的问题。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在《经济变革成长论》一书中从企业进化论的角度,用组织管理和选择力分析了企业组织的形成和演变,强调了企业经营战略中的能力观,而不是一味注重规模。普拉哈拉德和哈默(Prahalad and Hamel,1990)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核心能力”一文中提出的企业能力理论则强调企业自身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驾驭作用,其焦点在于围绕企业核心能力培养的企业内生成长过程及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其后众多的学者从能力和知识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成长,形成一股研究热潮并延续至今。
来自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学者们在企业内部的成长动力、制度结构、边界确定、进化演变、资源与能力基础以及企业外部的机会选择和环境适应等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同时,从企业成长的理论演进脉络也可以看出,学者们提出的各派理论均着重强调了企业成长的某个方面,但任何一位学者都并未就企业如何实现持续成长做出全面的分析。这或许是由于企业成长问题过于复杂和庞大。
吉布莱特强调企业的成长实现与否是存在概率的,同样的努力未必带来同样的成功。这种带有一定宿命论色彩的观点未能对企业在实践中怎样提高成功的概率提供有效的指导。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着重告诉人们企业发展确实存在着边界。但是对于具体的边界究竟怎样界定,企业成长到怎样的规模和状态才是最佳,科斯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科斯只是主张,“实业家们不断地进行试验,多控制一点或少控制一点交易,用这个办法来维持均衡。”。
彭罗斯是系统论述企业成长过程的第一人,她认为企业的管理资源约束着企业的成长,充分发挥企业内未充分利用资源的潜力,则可以实现企业的成长。但是彭罗斯并未给出判断企业扩张管理资源合适程度的标准。并且她没有解释这种带有鲜明的路径依赖色彩的成长模式,一旦成长方向发生错误,导致南辕北辙式的“成长”时应如何纠正。方向错误的扩张不是加速企业的成长,而是加速企业的灭亡。彭罗斯没有解决企业成长的方向性这一致命的问题,只是对企业成长的现象进行了一般性的解释。她解决了企业为什么成长,需要什么条件成长,怎样成长等问题,但却未能在企业成长是否适度,方向是否合适的问题上做出阐述。
爱迪思从企业成长的内部要素出发,波特则从企业成长的外部机会选择出发研究企业如何实现持续成长,两家学说互为补充,但任何一家都没能对企业如何实现持续成长做出全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
理论研究基础的深厚和实践操作原则的匮乏之间出现了鸿沟,企业如何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无法得到现实且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二、企业持续成长分析框架的建立
在此,我们尝试运用苏格拉底的反诘法,通过解答一系列关于企业持续成长所需条件、衡量标准和实现路径的问题,来搭建企业持续成长的分析框架。
怎样的企业成长才是可持续的?是放任企业自然长大,或者渐进的成长,还是跳跃的成长,抑或是采取折衷的方式?自然或渐进的成长是否会导致企业成长速度过慢而被“快鱼”吃掉?跳跃地成长是否会导致企业价值链条的断裂而猝死?折衷的方式是否会导致企业“脚踩两条船”而马失前蹄?更进一步讲,什么样的成长才算是渐进的成长?什么样的成长是跳跃的成长?有没有能够综合二者优点的成长方式?企业能够实现持续成长的根本要素是什么?什么是区分企业成长是否可持续的本质特征?速度快慢?常规与否?风险大小?还是其它?
从以上问题中,我们可以解析出企业持续成长的两个关键本质:一是方向问题,二是强度问题。一旦企业的成长方向发生错误,则企业的行为无异于南辕北辙,只能加速企业的衰亡。而企业发展的强度(不仅包括发展速度,还包括知识、技术和能力的积累,尤其是默会知识和核心能力的积累)则决定了企业在竞争当中能否取胜。方向问题反映了企业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强度问题则反映了企业是否把事做得好。综合二者,反映了企业成长的效率与效果。当一个企业成长的效率很高,效果很好时,则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实现了可持续的成长。
那么如何衡量企业成长的效率与效果呢?我们知道,企业经营的方向受到来自企业内外部各方面要素的影响,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选择某个特定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或套路。现实中要在激烈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企业,不可能一直固守同一个经营套路或模式,否则无异于被动挨打。企业家们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新的案例,唯有创新者才能生存。在企业界我们常常看到勇出奇兵,狭处逢生的例子。因而任何理论都无法预先评估一个企业的经营方向正确与否,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作者在此做出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我们假定任何一家企业由其领导人深思熟虑后建立的经营方向在竞争中是有获胜机会的,而不是自寻绝路。也就是说,我们不对企业的经营方向作是否成功的判断,我们预设企业家所选择的经营方向能够成功。在此前提下,我们评估企业实际的行为(企业经营程式)是否与企业家所选择的经营方向相吻合。如果是吻合的,则企业成功地进行了程式转换。如果不吻合,则企业未能成功进行程式转换。
我们知道,在不吻合的情况下,企业家往东,企业实际却在往西,企业会因为内耗而定位模糊。企业不仅无法实现成长,甚至可能会发生倒退,在竞争中一败涂地。因此,只有当企业家的经营方向与企业经营行为的方向吻合时,也就是企业具有内在一致性时,企业的成长方向才能真正实现,企业才有可能实现成长。
实现了程式转换的企业可能不成功,但是没有实现程式转换的企业一定不成功。而在企业发展强度方面,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必须用有限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多于竞争对手的有效产出,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随着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不仅能充分运用企业内部的资源开展生产活动,而且可以用企业内部的资源撬动外部资源为企业生产活动提供支持。在方向既定的前提下,能够充分运用杠杆的企业发展相对成功,而不能充分运用杠杆的企业发展相对不成功。
三、企业成长可持续与否的衡量标准
1.程式转换
从根本上讲,企业运营的程式转换目的是为了使企业能够适应产业生命周期变化的要求,及时转移盈利模式、经营领域和经营方式,以免受困于某一个夕阳产业或失去盈利能力的经营环节,导致企业的衰亡。
在企业运作的实践中,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往往将管理提升和经营平台调整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有时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一定的速度。这正是企业为实现彻底的程式转换所作的努力。
但程式转换的含义还远远不止于此。它意味着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目标,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从旧有的发展模式转向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企业行为变化,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改变。具体来讲,企业要围绕盈利模式的转变,在管理层面,经营层面,公司治理层面,产业运作层面,乃至经济运行层面全面改变与相关力量的关系,既包括与推动力量的关系,也包括与制约力量的关系。同时,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既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又是企业成长的制约,因此也需要作相应的转变,包括企业价值观、文化、企业行为、控制系统、激励系统、资源配置手段乃至核心能力的转变。
2.杠杆度
杠杆运用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呢?我们知道,运用杠杆是以尽可能少的内部资源投入,撬动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包括物质资源、无形资源、虚拟资源或未来资源),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的艺术。衡量企业成长强度变化的关键标准在于企业经营的杠杆度,即企业在何种程度上撬动了外部资源为企业的成长服务。运用杠杆使企业能够超出自身自然能力的束缚,实现更高速度的发展。
作者认为,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判断运作杠杆的合适程度,也即企业运用运作杠杆的边际收益等于杠杆运用的风险带来的边际损失的那一点,就是企业运用运作杠杆的停止点。作者将这一点相应的杠杆度界定为安全杠杆度。在安全杠杆度下,企业能够既获取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资源倍增效应)又不出现任何一种运转链条的断裂,影响企业的生存。超出这一点,运用运作杠杆就不再是安全的了。其风险带来的损失将超过运用杠杆带来的收益。企业虽然可能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但是企业的某种或多种运转链条存在断裂的危险,危及企业的生存。如现金流不足、脱产或脱销、罢工、信誉危机等等。
无形资产的价值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但是较少将无形资产作为一种运作杠杆有意识地加以运用。而且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也常常局限于企业的商标、专利、版权、使用权等与产品有关的方面,这与无形资产更多地是作为财务概念出现有关。而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品牌、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企业信誉甚至是企业家个人影响力等等都能够像企业的有形资产那样帮助企业撬动外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可以纳入无形资产杠杆的范畴。企业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能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企业危急时刻激发员工的斗志和潜力以及外部的支持;良好的品牌、利益相关者关系和企业信誉以及企业家个人影响力不仅能够在公司处理与外部环境关系时发挥影响力,促使优势资源向企业聚集,而且能够在企业出现暂时性资金链条断裂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果企业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无形资产杠杆,则同样的产出,企业需要的资源比竞争对手会更少。
四、企业成长的现实状态与
企业持续成长的优选模式
根据企业成长的程式转换与否,转换的彻底程度和杠杆运用与否,杠杆度安全程度的不同,现实中企业成长的状态可以分为自然成长型、渐进型、跳跃型、阶梯型等状态。
1.自然成长型——不运用杠杆,不进行程式转换。我国众多地方小企业在市场上尚无“外敌入侵”时都是这样划江而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成长状态。
2.渐进型——安全杠杆度,不进行程式转换或程式转换不彻底;或虽然进行程式转换但不运用杠杆。企业讲求在舒适区内成长,盈利模式不变化或不做剧烈的变化,在安全杠杆度下调动企业外部资源或干脆不运用杠杆。这样的公司在竞争上不激烈时一般成长稳健,较少动荡和危机。但是一旦竞争加剧,则很容易被对手灵活多变的运作方式打败。
3.跳跃型——冒险杠杆度,程式转换可能转换也可能不转换,且程度不一。企业为了实现大跨度的成长,冒险走出舒适区。此时由于超出了安全杠杆度,企业资金链、价值链十分脆弱,常常处于动荡和危机当中。但是企业一旦冒险成功,也容易收获超额利润。许多企业正是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惜放手一搏,但终因风险过大导致猝死。
4.阶梯型——安全杠杆度,彻底的程式转换。企业安全走出舒适区,经过缜密论证选择了成长方向之后,在一定时期保持稳定,并彻底进行程式转换,调整企业运作的平台,运用安全杠杆度调动企业外部资源,使企业在该成长方向下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同时企业还要外生性地酝酿一种变革,在原有盈利模式衰亡之前转换盈利模式。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企业要想尽最大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既保持一定的成长速度,又能保证进行彻底的程式转换,最佳的选择是阶梯型的成长。它充分体现了企业内在努力与经营环境的适配,具备成为企业选择成长行为的一个优选模式的条件。阶梯型成长的模式,能够使企业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发挥内在潜力上得到最佳的组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