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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负一层的翰墨斋里，75岁的郭书健一边吐着烟，一边在回忆和现实中穿插。儿子郭峰的一位朋友出差，过来向他打个招呼;一个老者来看书画，他走过去说上几句;学书法的十龄童过来练字，他也过去看看儿子怎么指导。
要写字了，郭书健的必备动作是先喝一杯酒，然后凝神结想，然后再蘸墨挥笔，龙飞凤舞。他说，“我这人爱喝酒，能喝酒。这么多年来，平均每天都得喝上二三百克。喝酒能提神、提气，写起字手就不抖了。”
约150平米的翰墨斋是一个纯粹的书画世界：墙上挂的，地上堆的，案子上放的，架子上叠的，都是书画作品——他们绝大多数是郭书健自己的书法，一少部分是朋友的书画和学生们的临帖。靠近门口有一张三只熊仔爬上折树玩耍的油画，郭书健带着几分自豪和几分谦虚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丫头的作品，是她在新疆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画的。还可以嗷。”
郭书健是新疆著名书法家。近60年来，他写过数以万计的书法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部分作品已经流传到海外。
一 我脑子笨得很，光一年级就上了三回
郭书健1937年3月14日生于河南省宜阳县樊村乡南勺柳村一个中农之家。从孩提时代，他便与书法结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他说，“我6岁半上私塾，刚开始学的是三字经，写蝇头小楷。私塾先生姓魏，他说我字写得好，老是鼓励我。我高帽子戴得多了，自然也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我的舅爷是清朝的贡生出身，在河南当官，他的字儿写得好，在洛阳一带很有名气，他也教过我如何写毛笔字。”
“我上学，很多学生说我笨得很。我脑瓜子就是不聪明啊!我小学一年级就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日本人办的小学里，一年级没有读完日本鬼子滚蛋了。国民党来了，我再开始上一年级;国民党完了后，共产党来了，我又上了一个一年级。一年级上完了，我就上三年级;三年级完了，我就上五年级。为什么?主要是年纪大了嘛。”
1957年夏，宜阳县樊村乡成立初级社，干部很是缺乏。还剩一个月就高中毕业的郭书健被拉去，在初级社里做了一名会计。几个月之后，他又被送到河南省农业干部学校学习。一年之后，宜阳县樊村人民公社成立，公社领导打算让他在公社里担任行政秘书，他不愿意去。这时洛阳拖拉机厂也准备把他要过去，郭本人也想去，但是公社不肯放人。公社书记对他说，“你这个娃娃年纪不大，犟得很。”
双方正在僵持不下，恰巧樊村人民公社中心学校有一位教师因犯错误遭遇停职，班里的课没有办法上，公社干部就派郭书健去中心学校暂时当一下老师，并且向他承诺：“等新老师一到，你就可以离开学校。”
不想郭在学校刚刚上了5天课，宜阳县教育局就强行给他办了教师转正手续。郭书健一看没辙了，只好在学校里老老实实地当起了教书匠。
不久，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樊村公社中心学校也成立了工作组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分子’，郭书健就担任学校工作组副组长。
他说，“那时候搞得很厉害。一句话、几个字就可能成为罪证。其实，很多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都是被冤枉的，这些人成了右派主要是因为出身不好。上面要我批斗右派，我在学校里就斗不起来。有人就认为我阶级路线不清、包庇坏人，反过来在学校开批斗会，批斗我。到了1958年，我一看情况不妙，搞不好迟早也要戴上右派帽子，我就跑了，跑到新疆来了。”
那时候，在天山南北郭书健有很多同学，乌鲁木齐、石河子以及南疆一些县市都有。1958年4月，郭书健来到乌鲁木齐，不久进入新疆工学院读书。
郭书健笑着说，“有人说我是老盲流，我说我就是老盲流，凡是自己跑到新疆的人都是盲流。”
郭书健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生命轨迹的舞台从中原大地搬到了西域边城。
二不当测绘员，就写不好大字
1959年，新疆地质大队在东疆举行大会战。因为缺人手，地质大队就到新疆工学院去招技术员。郭书健记得，他们班一共被挑了4个学生，全都是各科成绩为五分的(当时实行五分制，五分即为满分)。郭书健就是4名学生中的一个。
“我们先是在哈密地区的野外跑，前后有1个多月，现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大铁矿就是在那一次大会战中被发现的。4个月以后，地质大队一看我这人还行，就把我留下来，于是我就开始搞地质了。”
1959年的3、4月份，哈密地区的天气还很冷，郭书健与地质大队的其他队员一起，长年奔走在戈壁荒岭，风餐露宿，非常辛苦。有一次，由于司机迷了路，郭书健与5名工人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郭扛着20多公斤的进口仪器，到红柳河等司机。等候无望之后，他便带着工人沿原路返回天湖铁矿地质队宿营地。从早上天刚亮到午夜3点钟，6人硬是靠双腿走完超过110公里的路程，创造了一个奇迹。
郭说，“我们一道宿营地，抱着水就喝，喝啊喝啊。哎，那天还真是把我们渴坏了!”
1973-1974年地质部调集全国地质系统精兵强将发动山海关大会战，主要目地就是给首都钢铁厂找铁矿石，郭书健所在的工作单位也奉命参战了。
郭书健说，“山海关那个地方，一到春天飞沙走石的，真要命!夏天呢，又把人晒得不行。我们找矿，一天要跑几十公里，体力消耗大得很，累得很。更糟糕的是粮食还不够吃，肚子饿得不行。我们就当小偷，去偷当地生产队的西瓜。再就是抽莫合烟，虽然这东西它不解饿，你抽一抽注意力就分散了，肚子也就不那么饿了。”
过去的艰苦岁月给郭书健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痛苦回忆，言谈中甚至颇有几分庆幸，几分自豪。
郭书健说，“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整人真是整得厉害。不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没有受什么冲击，大家心里都很害怕，夹住尾巴过日子吧。那时候不是有‘三块钢板’嘛，党员、复员军人、贫下中农。我是中农，算是半块钢板吧。”
后来，郭书健进入新疆有色金属局物探大队工作。他担任过技术员、测绘队大组长、工会主席。不管环境多磨艰苦险恶，郭书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一有间隙，他就琢磨起写字这件事。
新疆书法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曾经问郭书健，“老郭，你的大字是怎么练出来的?那东西可很费工夫的啊!”
郭书健跟他开玩笑说，“你不做测绘员，就练不好大字。我是个急性子，闲不住，一闲下来心里就慌得不行。我带上人出去搞测绘，前面的队员跑到1-2公里、3-4公里、6-7公里以外的戈壁滩上、山顶上立竿子，我要在机器旁边守着，不守的话怕仪器被马给踢坏了，几十万的东西呢。我在仪器旁边守着，没有事情干呀，我就找个棒棒，在脚下的地上划来划去，反正划一划又不要钱。写大字关键是掌握字的结构，我就是这样掌握了大字的结构。”
因为有做地质队员的经历，郭书健至今身板硬朗，精力充沛，健步如飞。他颇为自豪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走路都走不过我。我以前在哈密跟我的徒弟打赌，我说把你眼睛蒙上，你在戈壁滩上走一个小时，你就会原走回到我这儿。徒弟不信，蒙上眼睛走了一个小时，果然就又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上了。徒弟问我：这是为啥?我说为啥，人的左腿右腿不一样，右腿的步子要迈的稍微大一些，眼睛睁着走还好说，随时可以调整方向，蒙着眼睛可就是要偏了的。那些黑天阴天在沙漠里、雪地上走道儿的人迷路又转回原处，我看就是这个理儿。”
三有时鱼钓得太多，到晚上背都背不动
回忆起34年的地质生涯，郭书健讲到的更多的是美好快意的一面。
“地质队的工作，说辛苦真辛苦，说好玩真好玩，说享受真享受。
郭书健说，“我干测绘，工作效率很高。很多人想不通我一天可以算出8个点，一位物探大队党委书记一天1个点也算不出。他就问我，‘你怎么能那么快呢?’我说，‘你的步骤太多了，该省略的没有省略，就是这个样子。步骤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带队员，不一定每天非要干上8个小时，如果你2个小时能完成8个小时的工作量，你干2个小时就可以走。不过我月底是要检查的，对不达标的队员，不但没有奖金，连工资都要扣。我在这一点上还是很狠的。”
“有一次在伊犁新源县，下班以后，我和单位一名飞行员乘坐直升机飞到肖尔布拉克酒厂去喝酒。飞行员是个太原人，也喜欢喝酒。酒厂的领导看见我们都很高兴，拿出厂里最好的酒来招待我们。拿酒可真是好喝!酒厂的人只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喝了他们的酒，要把他们拉到天上转一圈。他们说大的飞机他们坐过，直升机没有坐过。结果那天飞行员喝多了，走路都不会了，是被我拖上飞机的。我回头问酒厂领导：你们坐不坐?酒厂领导赶忙摆手，说不坐了不坐了!他们不坐我们坐，我们2个照样上了飞机开回去了，降落时也是稳稳当当的，一点事儿也没有。”
“1968年，我们物探大队在青海湖工作的时候，把那里的羊肉可没有少吃。那时那里的羊肉一公斤才1毛3分钱，我们是天天吃羊肉。全队总共过去的人是80多个，回到新疆以后十几个人都得了牙周炎。我也得了牙周炎，慢慢我这牙齿就完蛋了。”
“1971年我们在巴州的巴轮台。那时候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我们的肉多的喂狗。一大碗牦牛肉才要1毛钱，就那个还不是肉钱，而是调料钱。我们吃肉不要钱，吃鱼更加不要钱。我在乌拉斯台河边上钓鱼，有一次在线头子上栓了5个鱼钩，撒下去，一拉，5个钩子全都钓上鱼了。”
“阿勒泰蒙库铁矿是我们找到的。我们当时就在额尔齐斯河边上，河里的大红鱼多得很。一下班我骑上马就走了，跑到额河边上去钓鱼。我很喜欢阿勒泰，青山绿水的，在夕阳底下钓鱼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就在1984或者1985年，我从额河里钓上来一条15.5公斤的大红鱼，那是我钓过的最大的鱼。那天我来到河边，在钓钩上拴上这么长的大蚂蚁，向河里甩了40-50米。额河里的大红鱼很多，也很老实，就像阿勒泰的哈萨克牧民一样。鱼饵扔过去以后，大红鱼都从水里面跳起来吃。我一看鱼把鱼饵咬住了，赶紧松开线，好让鱼把鱼钩吞到肚子里边去。吞下去之后，大红鱼开始折腾。它折腾一下，我拽一下。它再折腾一下，我再拽一下。我把线的另一头栓到河边的松树上，一点一点地把鱼往岸上拖。搞了2个多小时，实在累的不行了。可是我又不能下水去拖，因为我知道，这么大的鱼在水里面很厉害，你被它用尾巴打上一家伙，那可就麻烦了。”
“就在我这次钓鱼的15天前，农十师物探大队的一位厨师，也是在额河边上钓鱼，钓到了一条大的。他也把鱼线一头拴在河边的树上，自己下水去抓鱼，结果被大鱼一尾巴扫过来，打在了头上，当场把这位厨师打晕，掉在河里。后来农十师物探队派人打捞，连尸首都没有找见，可能被冲到俄罗斯去了。”
“就在我被这条鱼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恰巧我们队上的4个年轻工人过来了。他们一看这架势，都跑过来帮我一起拽，最后总算把这条大红鱼拖上岸。那条大红鱼大到什么程度?有个矮个子工人把它扛在肩上，那鱼尾巴都能垂到他的脚后跟。当晚我们就在额河边上架起钢钟锅，喝酒吃鱼，吃的都是我钓上来的那些2-3公斤的。这条大红鱼我们是第二天晚上才吃掉的。那些日子我经常到额河边上钓鱼，有时鱼钓得太多，到晚上回去时背都背不动。”
1991年，郭书健因为胃病离开测绘岗位，被派到新疆有色金属局物探大队烹饪学校当校长。在这个岗位上，郭干了1年多，主要是管理。期间有学员问他，“郭校长，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郭回答，“苞米面糊糊。”
1993年3月，郭书健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以工程师的职称退休。
四 我老婆说我是神经病，我说我就是个神经病
50多年来，郭书健每到一个地方，都去搜罗搜罗有什么样好的书法书，看看哪儿有值得品玩的毛笔字。他什么流派的书法书都买，什么帖子他都临。他感觉自己在书法上起步太晚，别人在专心练书法时他还在野外作业。因此他总是显得那么急切，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提高自己书法造诣的机会。
郭书健说，“我看电视、看报纸、看书刊，一看见好字、好笔画，我就在手上划，用心琢磨。我老婆说我是神经病，我说我就是神经病。”
他说，“干啥事情一定要执着，不执着百事无成。很多人问我：你的书法是哪里来的?我说是偷来的。我到处去偷，这儿偷一点，那儿偷一点。不偷你什么也没有，偷多了，就能写出自己的字来。学习就是偷，偷别人的好东西。”
“我在新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别人就说我的字写得好。我知道那时我只是依样画葫芦，千篇一律，谈不上自己的风格。我直到最近几年才对我自己的书法比较满意。很多人到我这个年龄不会前进了，而我还在不断前进。我每天都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断地丰富自己，不断地变化。我是不怕别人批评的。别人批评对的地方，你就得改;别人批评你不对的地方，你应该对人家表示宽容。”
五叛道非无道，离经应有经
郭书健性情耿直，快人快语，想说就说，没什么顾忌。
有一次新疆书法家聚会，郭书健说“严柳不是个书法家，他只是个写字匠，一辈子写字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句话可把罗无量给弄生气了，他站起来就走了。有书法家就对郭书健说，“老郭呀，你这下可把老罗给得罪了!”郭书健说，“我把老罗得罪了?不出三天，我们就没事了。结果刚好三天，罗无量有来找我谈事情了。”
郭书健又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实事求是，对书法心存敬畏，对任何一个流派的书法家都给于应有的尊重，对于那些利用书法欺世盗名之流则深恶痛绝。
他说，“有一次我在洛阳一次书法大会上当评委。我见好几张作品，名头很大但是水平不行，我就把它们撂到一边去了。有一个小伙子把自己的东西从聊过去的几张纸里捡出来，让我点评。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我没有直说他的作品如何，而是问他练书法几年了。他说三年，我说你的作品我没有看懂。我知道中国书协有个会员，给某人塞上3万块钱就变成全国级的书法家了，每次举行全国书法家大赛都邀请他。可是我要说，这个人连握笔、运笔都不会，还在书法家圈子里混，真是不知道丢人是啥东西!”
“我遇到很多人，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字写得真是好。好的东西就应该承认，应该学习。河南宜阳灵山寺的山门上要挂一幅字，张凯、欧阳忠实他们都写了，可寺里的方丈都不要。后来一名61岁的农民写了，方丈一看就要下了。我还跟这个农民开玩笑说：你这家伙肯定是不务正业，没有在家好好种地。这个农民给我说：我家是在县城住，在农村只有3分地，所以我就天天在家里练字呢。新疆奎屯市的刘光恒，虽然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的字写得很好。”
谈起书法家，郭书健总是滔滔不绝，有着说不完的话。他说，“王羲之、怀素、张旭的字如有神助，东西很好，可是我接受不了。苏东坡的字很好，很秀气。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很流行，但是学他们也不要学得太长了。赵孟頫、郑板桥自成一家，想学还真不好学。启功的字好，有些过分流行了。周总理的字很有味道，我估计他可能研究过魏碑。毛泽东、董必武、陈毅、邓小平的字儿，我看有些飘。另外朝鲜人大委员长崔永健写字写得也很好。”
郭书健说，“书法这个东西要靠功夫，多看多学多练练习就没有写不成的。我觉得好的书法一定要有力，没有力度的字根本没有意义。写字的关键在于章法，不管是写几个字、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都要安排好结构，结构不好，书法就死了。写字的时候注意气要贯通，写榜书需要蘸几次墨，不蘸墨字就会飘。有些人说我就不蘸墨，一气呵成，我说一派胡言，那是不可能的。草书有个加减法，多一笔少一点都是可以的。你看我写‘精气神’这三个字，我在神字右下点上一点，从一般道理上说这是错别字。但是如果规规矩矩地写出来，这字就有点空，不好看。”
“苏黄米蔡四大家的字，我都仔细临摹过，但是时间都不是很长。在中国的书法家中，夏时雨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写过两本书，我都买了。不过他这个人太聪明了，我有些还学不来。”
退休以后的郭书健，先是搞了一段时间的广告牌制作，其后就专心于自己的书斋。
他说，“我第一次给人做广告牌，要了2000块，后来找我的人就排上队了。还有一家我想起来都好笑，他问我，多少钱?我说少了3000块我不干，他说超过5000块我不干，最后我就按5000块收了钱。那一年我挣了十几万，再后来就不行了，电脑割字出来了，把我的生意抢走了。”
退休以后的生活，郭书健过得自由、充实而忙碌。他经常会参加一些笔会、展览，还动不动就被请到湖南、海南、山东、河南去游山玩水、出席一些书法活动。他调皮地告诉记者，“我这人特别喜欢玩，在全国各地跑，大部分是别人掏钱。嘿，我想不玩白不玩。”
郭书健自承一生不愿意受任何拘束，喜欢率性而为。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底楼的店名叫翰墨斋，其下两行字是“叛道非无道，离经应有经。”联想到其人其性，以这八个字给他的一生做注，恐怕还算恰当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