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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劳工NGO的生存环境普遍不好，主要是身份和所做的事情得不到政府认可。而劳工NGO被逼迁的背后，有无良企业的推手存在。”10月20日，深圳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工NGO组织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该人士称，劳工NGO在替员工维权、调解劳资纠纷时，必然会触动企业的利益，因而被打砸、殴打、恐吓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替别人维权的同时自身权益却难以保障。
近日，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手牵手工友活动室等十余家劳工NGO先后遭当地多个部门上门检查，紧接着房东断水断电，以各种理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迁，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从而导致这些劳工NGO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而此前，甚至发生了深圳市劳工维权组织“打工者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被暴徒砍伤面临残疾的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现象：劳工NGO之困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在此次“逼迁”风波中，第一个“中枪”的是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而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在业内名气较大，成立时间也较长。
10月19日，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张治儒向记者介绍，1993年他南下打工，体会到外来工遭受的种种不公对待，且工人不懂法又没钱聘请律师维权而导致维权结果不理想，加上自身受工伤却维权失败，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外来工协会为劳务工提供服务和帮助。该协会成立于2004年3月，后因一直未能够通过民政合法注册，便于2005年5月1日通过工商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要为外来工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培训、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公益性服务。
张治儒说，春风服务部是这次遭打压的第一个。因为春风服务部是国内最敏感的劳工机构，所以刚开始以为只是针对春风的单独行动，但没想到此后的几个月中，接二连三出现对其他劳工机构的打压。
“我们在松岗的办公室刚租不到三个月，房东就通知要求搬迁。但由于房东一直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拒绝搬迁。最后房东没有办法，就只得通过暴力解决。”张治儒说，“在2月份，房东叫了好几个人，在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将我们的招牌和卷闸门全部折掉。报警后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搬迁。”
“到现在为止，房东连押金都还未退回给我们。我们现正在准备起诉房东。”张治儒说。
据张治儒介绍，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成立后，接连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先是2006年11月被取缔，又在2009年7月，以不足额交税为由进行处罚。2010年在东莞长安的办公室也被房东逼迁。
在深圳，像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牵手工友活动室这样的劳务工NGO有十余家，主要分布在宝安和龙岗两个外来劳务工比较集中的区域。而目前广东全省大概有50多家劳工NGO，维权人士就有200多人，坊间一度盛传多达上千人。
调查：逼迁背后有企业推手
对于劳工NGO存在的作用，张治儒表示，深圳很多企业反映，正是他们这些劳务工NGO的存在，让很多工人学会了通过投诉、起诉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很多企业老板认为现在的外来工权利意识太强”。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工NGO负责人还向记者表示，压力不仅来自无良企业，现在政府对劳工公益机构比较不信任，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担心劳工NGO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劳工公益机构没有合法注册，特别是在民政部门注册，造成法律和行政上的监管缺失。
“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从事这项活动，如果说要查你，就太容易了”。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劳工NGO在筹款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帮扶工人的无数个案例中，张治儒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讲述了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案子。其中，黄文松工亡获赔85万，创造全国工亡赔偿最高案例。
2011年国庆节前两日，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某电子厂发生大火，该厂一名工人救火时不幸遇难。在死者家属与厂方谈判的时候，当地司法所一名工作人员突然称，之前街道办处理过的工伤死亡案件，赔偿都没有超过60万元。如果这个工厂超标赔偿，以后司法所的工作如何开展?此外，由于富士康跳楼事件后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致使深圳其他一些企业的工人对工厂工资不满而导致的罢工等方式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给一些企业在工资支付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
张治儒马上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安全生产才是治本之策。后来，死者家属在张治儒的全程协助下，经多次协商，该厂决定一次性支付家属赔偿金85万元，系目前全国工亡赔偿最高案例。该厂还为工亡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张治儒同时猜测，也许是NGO组织帮助工友维权，引起基层职能部门猜忌。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事件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但截至发稿前未得到任何回应。
争议：公益还是幌子?
根据记者调查，劳工NGO在协助劳务工维护合法权益、提升劳务工自身素质和自我维权意识、提高劳务工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对于劳工NGO，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是对劳工NGO的目的、维权方式和效果提出质疑。
质疑者认为，劳工NGO的负责人和组织者大都学历层次低，他们替人维权主要是自己受工伤后有了维权的冲动。但他们不是律师，却做着律师的事情，维权效果令人担忧。
今年年初，深圳市公安、司法、劳动等八个部门联手打击“黑律师”，“打工者中心”被列为“黑律师窝点”。
据悉，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也曾被斥为“黑中介”。张治儒也曾被列为“黑律师”而被查。
还有质疑者认为，既是法律援助机构，就不应该收费。甚至有人认为，劳工NGO不过是打着公益的幌子谋取个人利益。
今年9月，由包括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劳动法学者等在内的20多位知名学者联名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公开信，声援深圳劳工NGO。
公开信称，这些组织多年来致力于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如今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湖南火炬律师事务所罗旷律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劳动纠纷涉及法律程序繁杂，委托律师要先承受一笔不菲的律师代理费，这又使许多的劳动者望而止步。许多劳动者去当地申请法律援助，但法律援助需要审批，只有少数幸运者的申请才能得到批准，因此大部分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是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救济的，只能自己去维权。”
谈到未来的发展，张治儒表示，希望劳工NGO能够有合法的生存环境，能够在为劳工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劳工公益机构目前还处于生存的艰难阶段，确实还不知道今后的路会如何发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走一步算一步，边做边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