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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者畅谈科学精神

企业报道  2016-11-17 12:20:45 阅读:34

  近年,北京大学将迎来110周年校庆。为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3位北大学者———沈克琦教授、甘子钊院士、吴国盛教授畅谈了科学精神。吴国盛:科学要上升到精神层面

  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不很了解。

  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只能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理解外来事物;另一个是西方人借以敲开中国大门的坚船利炮,也就是带来蛮力的那些高技术,给当时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往往等同于“科技”,而“科技”往往等同于“技术”。所谓“技术”,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它代表着有效性。中国人讲科学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这种“有效性”。“科学救国”、“科教兴国”,都是在呼唤这种“有效性”。这里没有“精神”什么事儿。

  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意识到科学的精神层面,比如竺可桢先生,他在1941年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要区别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要求真,要讲是非,为此不计成败利钝,这才是科学精神。国人通常对科学方法较感兴趣,因为它关乎“有效性”,所以趋之若鹜。但对“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却很有点叶公好龙、敬而远之,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实验科学的精神在“尊重理性”之外添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尊重经验事实”,但为何要尊重理性?为何要尊重经验事实?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都有宗教上的考虑,也就是说,在近代早期,科学与宗教并不是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不如说,科学工作直接服务于宗教信仰。尊重理性和尊重事实,都是信奉上帝所要求的。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受到冲击。19世纪,实证主义冒头。科学有脱离更崇高目标的苗头,降格为一种有效率的工具。但有些科学家还是死死守住它的精神层面,强调理性固有的精神魅力。比如爱因斯坦,就说自己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其实就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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